朱可夫同志出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职务的决策，在苏联红军系统中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作为一名在战争中收获了巨大声望和荣誉的高级将领，支持朱可夫同志的人自然是有的，但是反对他，站在他对立面的人，同样也是有的。

罗科索夫斯基在指挥白俄罗斯战役获得巨大成功的前提下，最终失去了第1方面军指挥权，无缘柏林战役的现实，令很多人对总参谋部以及朱可夫同志的作为有所不满。当然，这种不满情绪或许并不是出自于为罗科索夫斯基打抱不平，但不管怎么说，朱可夫同志在力求包揽攻克柏林这一巨大荣誉的同时，总归是会失去了东西的。

千万不要小瞧此时红军系统中出现的这种不满情绪，虽然它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这种不满情绪没准就会影响到朱可夫自身的前途。

在罗科索夫斯基正式调往罗马尼亚方向，出任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之前，八月底九月初，波兰人民军第一集团军向维斯瓦河对岸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试图在河对岸占领一个登陆场，为后续的进攻创造条件。

这次进攻持续了两天，最终，整个集团军阵亡超过四千人，却未能在河对岸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登陆场，于是，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华沙正面的进攻行动正式宣告失败。

九月三日，对外情报局的波兹南情报小组向莫斯科传回军事情报，确定了德军在华沙南北两翼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反击军团，这其中包括了第二装甲集团军下属的第4、第19两个装甲师，空军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武装党卫军第4装甲军以及武装党卫军骷髅、维京两个装甲师，总兵力超过了三十万。

这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突击能力非常强的装甲突击集群，德军统帅部将他们部署在华沙南北两翼，其目的是什么，几乎不用想就能判断出来。

有鉴于此，在九月初的时候，总参谋部在经过了慎重的研究之后，向白俄罗斯第1、第2两个方面军，下达了就地转入防御作战的命令，随后，莫斯科接受了英美两国提出的要求，苏军的前进机场开始对英美的空军开放，允许两国的空军使用苏军的机场，为华沙的起义军提供空投援助。

从九月初开始，作为波兰流亡政府的领导人，米科莱奇克和他的幕僚们便一直滞留在莫斯科，他们一方面请求苏联政府加快在华沙正面的推进速度和力度，一方面敦促联盟承认他是波兰政府唯一的领导人。

但米科莱奇克的要求无疑是不可能得到兑现的，即便是他的盟友，英美两国对于志愿华沙起义者的兴趣也正变的越来越薄弱——英美两国对华沙的空投支援并没有什么效果，一方面是空投物资难以落到起义者的控制区域，另一方面则是实施空投的运输机损失严重。

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对华沙的空投支援，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人道主义作秀，政治意义已经远远大于实际意义，英美那些飞机投下的物资，更多的都支援给了德国人，而华沙起义军真正能够得到的，估计连两成都不到。

同样也是在九月初，随着苏军在维斯瓦河一线全面转入防御，并在南北两翼加强了炮兵防御火力，德军随即加强了在华沙的镇压力度，希特勒命令负责镇压起义的党卫军第三骷髅师将华沙夷为平地，随即，德军在华沙市区内动用了博格瓦德iv号重型装甲爆破车，450公斤炸药的威力，在华沙市区内制造了成片的腥风血雨。

依旧是在九月初，罗科索夫斯基在调往罗马尼亚，前去指挥乌克兰第2方面军之前，向最高统帅部提交了一份作战方案。

在综合考虑了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情况以及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地德军的防御态势之后，他计划在十月份向德布勒森、乔普等地域的德军发动全面进攻，争取歼灭或击溃盘踞在两地的德军部队，为后续围歼德军东喀尔巴仟集群创造条件。

在离开莫斯科之前，罗科索夫斯基与维克托见了一面，两人一同吃了晚餐，其间，罗科索夫斯基向维克托表达了谢意，尽管调往罗马尼亚令他失去了指挥进攻柏林战役的机会，但就像维克托此前所说的，远离了波兰，总能让他少受一些不必要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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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月之后，莫斯科的气温下降的很快，前半个月，日平均气温就降到了十六度以下，而最低气温，甚至还不到十度，那种秋天迅速临近的感觉，实在是分外的浓厚。

已经是黄昏，夕阳西坠，红霞漫天。

克里姆林宫内，军械库前的甬路上，穿着一身白色海军服的斯大林同志，叼着他的标志性烟斗，缓步走在落着零星枯叶的小路上。在他身边，错后半步的地方，穿着一身宝蓝色军装的维克托，手里拿着一个黄色封面的文件夹，亦步亦趋的跟在后面。

前两天，斯大林同志染上了感冒，尽管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但整个人依旧显得精神头不足。在医生的建议下，他调整了一下作息，昨晚难得的没有熬夜，因此，今天白天的时候也没有补觉。

维克托在暮色将至，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要下班的时候，接到了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打过去的电话，说是斯大林同志让他去一趟克里姆林宫，汇报一下撒马尔罕发生的骚乱问题。

撒马尔罕的骚乱，是最近两天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都比较关注的问题。这次的骚乱，起因是宗教问题，而且是伊斯兰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引发的。

在此之前，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剿灭外高加索地区的叛乱，将一批车臣人迁徙到了撒马尔罕，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考虑迁徙问题的时候，显然是忽视了撒马尔罕地区的宗教平衡问题。

被前夕到撒马尔罕地区的车臣人，主要是逊尼派的穆斯林，而撒马尔罕地区的穆斯林中，既有逊尼派也有什叶派，双方在长期的定居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平衡局面。而车臣人的到来，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平衡，最终在那里制造了一起因宗教问题而爆发的骚乱。

幸运的是，这场骚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平息了，尽管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但影响范围却不是很大。

但即便如此，消息终归还是传到了斯大林同志的耳朵里，这也是他找维克托了解情况的原因。

不过，斯大林同志明显对撒马尔罕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关注，他将维克托叫过来，更像是在找一个人陪他遛弯说话，因为他听取维克托汇报的时间，前后加起来都不到五分钟。

尽管斯大林同志没有过多的询问撒马尔罕的情况，但维克托却是借着这次机会，对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宗教问题，做了一些了解。

其实对于联盟来说，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一样，一直以来都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在战争爆发之前，联盟内对宗教的态度是比较苛刻的，在政策方面，保持的压力一直都比较高，尤其是在三十年代中期的那段特殊历史背景下，大量的宗教神职人员，不是被投进了监狱，就是被流放到偏远地区。而这对于宗教势力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其最终导致的结果，便是宗教作为社会存在的一方势力，在联盟内部几乎被完全瓦解了。

但是在此之后，随着战争的爆发，联盟在对待宗教问题的态度上，又有了缓和的趋势，采取的相关政策，也变的温和了许多。

宗教这种东西，有一个很大的特性，那就是在面对高压政策的时候，它会逐渐的转入低潮，但是，一旦高压政策结束，政策的氛围变的宽松了，那么它便会迅速回潮，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势力集团。

是的，这一切都是由宗教的特点所决定的，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发生转变。

如今，随着对德国法西斯的战争进入尾声，联盟内部的宗教力量，也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得到了喘息之机，从某种程度上，在各种宗教活动的掩盖下，若干个新兴的宗教势力群体，也已经成长了起来。

这些宗教势力团体有的是摆在明面上的，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基本上还是合法的，但与之相对的，还有一定的宗教势力团体是地下的，而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则大多数都是不合法的。

在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对内情报局针对联盟各地的宗教活动，进行了长时间的监控，在这一点上，依旧需要承认艾廷戈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而在对内情报局所掌握的情报中，在中亚地区活动的地下宗教组织做多，情况也最为复杂，只是考虑到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内情报局始终没有对他们采取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