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七五章 力排众议

对地点的改变,李鸿章自然没有异议,而且既然是要协商山东的交割事宜,自然是在山东的地方举行会谈更好一些,而从中也看得出,海外华人还是十分看重这次会谈的。于是李鸿章立刻发电给袁世凯,让袁世凯到上海来与自已汇合,然后一起去青岛。

三天以后,李鸿章收到袁世凯的回电,原来袁世凯表亦,自己不到上海, 而是直接从济南去青岛,随便把赔偿给海外华人的十万两白银亲自押送过去,在青岛等候李鸿章来汇合。

其实李鸿章也清楚,袁世凯直接从济南去青岛当然要方便得多了,因为济南到青岛大约有700里的路程,比从上海到青岛到近了差不多一半,当然济南到青岛全是陆路,而上海到青岛则是可以走海路,因此两者实际基本差不多,但从济南到上海却是足有1600余里的路程。

当然李鸿章要袁世凯来上海和自己汇合,到也不是有意要折腾袁世凯,而是考虑到现在袁世凯和海外华人还有矛盾,虽然李鸿章估计海外华人既然同意了让袁世凯去青岛,也就不会把袁世凯怎么样,但让他独立一人去青岛,恐怕会让袁世凯有所顾忌,但此李鸿章才要让袁世凯和自己同行。而现在袁世凯主动提出自己从济南直接去青岛,李鸿章自然不会有异议,不过对袁世凯的胆魄还是有几分赞赏的。

其实袁世凯的这个决定也遭到了他的幕僚们的一致反对,毕竟现在双方的矛盾还没有消除,谁也不敢说海外华人会怎么对付袁世凯。当然幕僚们到不反对袁世凯去青岛,但一定是要和李鸿章一起去,这样有李鸿章这面招牌在前面挡着,海外华人肯定也会有些顾忌,不敢明名张胆的加害袁世凯,但现在袁世凯要单独出发,从济南去青岛,那就危险了,万一海外华人派军队在半途设伏袭击袁世凯呢?到时候推到强盗身上,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不过袁世凯还是力排众议,坚持要自己单独出发,从济南去青岛,这也是有袁世凯自己的考虑。在这段时间里,袁世凯通过各种途径,由其是通过自己在上海的一些人脉关系,收集了大量有关海外华人的资料,对海外华人的实力有了一个基本全面的认识,才知道海外华人的实力之强,势力范围之广,都远远超出了自已的想像,就是当年李鸿章倾半生之力打造的淮系和现在的海外华人相比,也不足一论,更不是自己现在所能够相抗衡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当年李鸿章的淮系虽然势力庞大,但最终还是依附于朝廷的,而海外华人的势力范围或许没有淮系那么庞大, 但却是完全独立于朝廷存在,可以根本无视朝廷而自行其事。因此他们才可以毫无顾忌的在山东大搞没收田产,土地改革,控制县城, 甚致不怕和袁世凯开战等等。

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袁世凯也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冒然去挑恤海外华人,实在是太自不量力了。而海外华人在日后的中国,必然会成为一股重要的独立势力存在,因为连朝廷都不能控制他们,将来绝对是类似*开朝时三藩的存在,而且由于他们是前朝后裔,炎黄同脉的特殊身份,对大清的影响力绝不可小视,虽然从道理上说, 朝廷是决不能允许独立的藩镇存在, 但袁世凯十分清楚, 现在的朝廷根本就没有削藩的能力, 因此自己想要在仕途有所发展,不仅不能得罪海外华人,还必需要和他们建立良好的关系才行。

而想要修复和海外华人的关糸,甚致想和海外华人建立良好的交情,只靠李鸿章的周旋是不够的,还需要袁世凯自己亲自出面。那么这次袁世凯坚持要自己单独出发,从济南去青岛,就是向海外华人表示出自己希望和他们交好的成意。

另外,根据收集的资料,袁世凯对海外华人的行事作风也有所了解,知道他们做事极为严谨务实,而且在目前来说,还希望和朝廷保持表面上良好的关系,而自己毕竟是朝廷的地方大员,因此海外华人要加害自己的可能性并不大。而且袁世凯毕竟是在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中过来的人,这一点胆魄还是有的。何况袁世凯也准备好了几份大礼,送给海外华人,相信能够打动海外华人。

众幕僚见袁世凯的心意己决,也就不好再劝了,只是纷纷要求随袁世凯一起去青岛,一方面众人也都确实想去见识一下海外华人的气像;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力争在袁世凯面前争取好印像的机会,这个时候袁世凯的幕僚还并不多,只有20余人,但也是分三六九等的,袁世凯最信任的是徐世昌、赵秉钧、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等人,这几个人追随袁世凯的时间较长,都是跟着袁世凯从小站练兵时就开始干起,而且各有材干,因此才最得袁世凯的重用。

而其他的幕僚自然也都想要挤身进入袁世凯的心腹圈子,现在就是一个大好机会,因为这次袁世凯去山东毕竟是有些冒险,因此随袁世凯去青岛也就是和袁世凯一同冒险,将来必然会得到袁世凯的信任。

袁世凯最终决定,在自己离开济南期间,巡抚衙门的事务由徐世昌接管;而北洋新军则是由王士珍代理负责,这也是袁世凯的惯例,早在小站练兵的时候,徐世昌、王士珍两人就代理过袁世凯的职责。而随行人员中,在武将方面,由段祺瑞统领一个营,段芝贵统领两个骑军队,曹锟统领一个亲卫队,共计约800余人,虽然幕僚们劝过袁世凯,让他多带一些军人,以防不测,至少也要带两个陆军营一个骑军营才行,但袁世凯用一句“多带无益” 就轻松带过去了。因为袁世凯十分淸楚,如果海外华人真要对自己下手,带多少军队都没有用,因此不如做得大方一点,只用带去足够防范沿途土匪盗贼的军队就够了,也向海外华人显似一下自己的胆略气魄。虽然说自己确实是服输了,但这是实力不济,也不能教海外华人小看了自己。

而文官方面,袁世凯带上了三个人,由唐绍仪担任自己的首席文案,另外两人分别是蔡绍基和梁如浩。

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广东香山县(今广东中山市)人,并且是同治十二年(1874年)清廷第三批赴美留学的幼童成员,其中唐绍仪在美国就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梁如浩就读的是斯蒂芬工学院,蔡绍基就读的是耶鲁大学。尽管这一次留学因种种原因,三人和其他幼童均未完成学业,提前归国,但三人因为精通外语又懂西法且擅长交涉办事,因此在初归国时,均以翻译的身份,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在光绪九年(1883年),任中国德籍顾问穆麟德的随员,赴朝鲜筹设海关工作。并在朝鲜与时任驻朝鲜通商事宜大臣的袁世凯相识。

那时袁世凯己有心培养自己的班底,而当时清廷国內正是洋务当道的时候,这三个人都是精通洋务的干材,因此袁世凯也刻意与三人结交。而三人也希望依附袁世凯这样的大员,实现自己的材干。在朝鲜“甲申政变”时,唐、梁、蔡三人协助袁世凯平定朝鲜內乱,生出了一段生死之交。可以说在朝鲜的这段经历,除了让袁世凯获得李鸿章的赏识之外,结识这了三人是其第二大收获。在旧时空里,这三个人以后都为袁世凯的事业发展做出了极大的供献。

在甲午战争之后,唐绍仪被清廷派遣为驻朝鲜总领事,接任了袁世凯原来的位置。而袁世凯被清廷重新启用以后,保荐梁如浩为关内铁路运输处处长,后升北宁铁路总办;保荐蔡绍基先后出任牛庄海关道台、天津海关道台等职,不过由于庚子国变,八国联军侵华,两人在任上都干不下去,于是逃到山东来投靠袁世凯,暂时在袁世凯的手下干活;而唐绍仪则是在1898年因父丧丁优回国,现在孝期刚满,便投到袁世凯的门下。均受到了袁世凯的重用。

只是这三人均未参加过小站练兵,而且梁如浩、蔡绍基本来各有官职,只是因为局势混乱,在任上干不下去;而唐绍仪则是丁优期满,甴于朝廷动荡,沒有办法复职启用,才暂时在袁世凯手下干活,一但朝廷恢复正常,三人肯定会重新得到清廷的启用,当然一但清廷恢复正常,袁世凯也准备再向朝廷推荐三人重要的职务,毕竟自己还要扩大势力,不能只守着山东这一个地方,因此尽管三人仍然很受袁世凯的器重和信任,但袁世凯也不可能交给他们太重要的工任,在袁世凯的幕僚中的地任也要次于徐世昌、王士珍等人。

而这次去青岛,袁世凯带唐绍仪、蔡绍基、梁如浩三人同往,一来是因为他们三人手上没有要事,离开济南不会耽误公务;二来袁世凯素闻海外华人的行事作风、习俗生活与洋人相似,而这三个人对洋人的风俗习惯十分了解,因此带他们三人,也有利于和海外华人进行交流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