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前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

1 冬，十月三十日，日食。

2 十一月三十日，日食。

3 文帝下诏说：“去年下诏令列侯各自回到自己封国，但是有的人并没有遵守诏令。丞相是朕最倚重的大臣，请丞相做个表率，回到自己封国。”十二月，免去周勃丞相职务，遣送他回国。十二月六日，任命太尉灌婴为丞相，取消太尉官职，武装部队由丞相直接统御。

【胡三省曰】

汉继承秦朝的制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三公，如今周勃被免职，回自己封国，灌婴由太尉为丞相，并撤销太尉官职，是三公不一定需要齐备的意思，兵权也不一定专属于某职了。

【王夫之曰】

文帝之前先裁撤了卫将军部队，相当于没有首都卫戍部队了，那是不想让军队冗集在京师。如今撤销太尉官职，相当于没有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了，把太尉的职责交给丞相，那是不想有人把持兵权。所以后来匈奴入侵，灌婴以丞相身份担任大将出征。要说撤销卫将军、太尉，也未尝不可，天子不以拥兵为威，也不能将兵权交给一个人。但是，把将相合二为一，以相为将，则万万不可。灌婴是能做大将的人，他做不了丞相。那能做丞相的人呢，他又做不了大将。

将不可以为相，相不可以为将。丞相有制礼、制度、考文、总揽百官、主持国家大典、变阴阳、兴教化、叙刑赏等重任，这些都不是灌婴能胜任的。

4 夏，四月，城阳景王刘章薨。

5 当初，赵王张敖献美人于高祖，得幸，有了身孕。到了贯高事发，美人也被连坐，关押在河内。美人的弟弟赵兼，通过审食其向吕后陈情。吕后妒忌，拒绝向高祖汇报。美人已经生下孩子，却得不到承认，悲愤自杀。官吏们将孩子送来给高祖，高祖悔恨，给孩子取名为刘长，让吕后做他的母亲，而将他的生母葬在真定。后来，封刘长为淮南王。

淮南王幼年失母，由吕后抚养长大，所以跟汉惠帝、吕后都亲近，并得到他们的保护，平安无事。但他心中常常怨恨审食其，认为他没有尽力向吕后争取，以至于自己的母亲悲愤自杀。到了文帝继位，淮南王自以为最亲，因为这时候高祖的儿子，只有他和文帝在了。淮南王于是十分骄纵，常为不法之事，文帝又总是宽免他的罪。这一年，淮南王入朝，跟着皇上打猎，与皇上同车，还总是喊皇上“大兄”。

刘长孔武有力，能扛鼎。于是他亲自去拜访审食其，袖子里藏着铁锥，自己用铁锥锤死了审食其，又令从者魏敬砍下审食其的头。刘长即刻飞驰到皇宫，光着膀子向皇上请罪。皇上感伤他是为母亲报仇，赦免了他的罪。这时候，薄太后、太子、诸大臣，都怕淮南王。淮南王自此更加骄纵恣肆，回到封国之后，出入都用皇帝的警卫仪仗，称制如天子。袁盎向皇上进谏说：“诸侯王太骄纵，一定会生祸患!”皇上不听。

【胡三省曰】

为淮南王谋反埋下伏笔。

【华杉讲透】

文帝纵容刘长，最终导致刘长越来越骄纵，以至于谋反。刘长谋反失败之后，在流放途中绝食自杀。文帝心太软，刘长又骄纵刚烈，结果酿成悲剧。春秋时期，郑庄公故意骄纵他的弟弟叔段，让他“多行不义必自毙”，结果叔段终于发展到谋反，失败逃亡，死在他国。文帝虽然不像郑庄公那样阴险刻毒，但事情发展过程和结果都和郑庄公兄弟二人一样，客观上，也可以说是文帝害死了刘长。你不教他学好，他做坏事又不管教他，就是害他。

6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占黄河河套地区居住，侵占掠夺在上郡边塞戍边的蛮夷，杀戮掠夺当地居民。皇上亲自到甘泉，派遣丞相灌婴率战车部队八万五千人，抵达高奴，攻击右贤王，把中尉所属的步兵部队交给卫将军统率，驻守长安。右贤王逃走出塞。

7 皇上从甘泉到高奴，顺道去了太原，接见之前做代王时的旧臣，都给予赏赐，又免除晋阳、中都百姓三年租税，留在太原游玩十余日。

8 当初大臣们诛灭吕氏的时候，朱虚侯刘章功劳尤其大，大臣们许诺，将赵国全部土地封给朱虚侯，梁国封给东牟侯。等到皇帝即位，听说朱虚侯、东牟侯当初准备立齐王为帝，所以贬抑他们的功劳，拖到封自己的皇子为王的时候，才割了齐国两个郡，封他们为王。东牟侯刘兴居觉得他的功劳被侵夺，得到的封地比他应得的少太多，心里怏怏不乐。听说皇上到了太原，以为皇上要御驾亲征攻击匈奴，于是乘机发兵造反。皇上接到消息，即刻撤军回长安，任命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率领四位将军、十万军队讨伐刘兴居。祁侯缯霍为将军，驻守荥阳。

秋，七月，皇上从太原回到长安，下诏说：“济北官吏人民，在朝廷大兵未到之前，先自己平定下来，不要参与刘兴居的造反行动，率领自己所部军队，或以城邑降汉的，都免罪，恢复原来的官爵。被刘兴居裹胁一起造反，现在起义投诚的人，也免罪!”八月，济北王刘兴居兵败自杀。

【华杉讲透】

刘兴居陷入了“不公平幻觉”，就是觉得社会对我不公平!有了不公平幻觉，就有了挫折感(怏怏)、义愤感，然后产生仇恨心理，进而产生破坏心理，成了“恐怖分子”，他就举兵造反了。他的封地比“该得的”小，这是小事；造反是灭族大罪，是天大的事。他的造反，智力正常的人，都知道不可能成功，但是他居然想凭一个小小济北的资源，就要造反夺天下。他那点实力，根本算不上造反，最多也就算一次自杀性恐怖袭击。“不公平幻觉”产生的不顾一切的破坏效应，就这么大!

为什么说这是“不公平幻觉”呢？因为他的愤怒也没多少道理，他兄弟二人，本来是和齐王密谋，拥立齐王。大臣们不同意，立了代王，然后他们又在代王这里以拥立之功领赏，还想怎样？

其实换个角度看，他已经占了便宜，毕竟他是反对立代王为帝的。但他就是只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不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人性的大弱点了。

不公平幻觉是很普遍的，每个人都有不公平幻觉。当你觉得社会对我不公平，说什么社会上升通道已经被堵塞了，觉得公司对我也不公平的时候，想一想，你是不是掉进了不公平幻觉？如果你是领导者，你也要注意员工的不公平幻觉，你以为你很公平，但是人家有不公平幻觉，他要愤而辞职。辞职之后，他在哪里又能得到他的“公平”呢？

9 当初，南阳人张释之做骑郎(骑兵禁卫官)，十年都没有升职，想要辞职回家。袁盎知道他的贤能，向皇上举荐他，担任皇上的礼宾官，谒者仆射。

张释之跟随皇上出行，到上林苑虎圈。皇上询问负责管理上林苑的上林尉，问上林苑中各种禽兽的数量，上林尉左顾右盼，答不上来。管理虎圈的啬夫在一旁替上林尉回答，回答得十分详尽。皇上考察他的能力，又追问了很多问题，啬夫随问随答，无有穷尽。皇上说：“做官吏，难道不就应该这样吗？上林尉实在是不称职。”于是下诏，让张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听了半晌，上前说：“陛下认为绛侯周勃是何等人？”皇上说：“忠厚长者啊!”又问：“东阳侯张相如呢？”皇上说：“也是忠厚长者。”释之说：“周勃、张相如都是忠厚长者，但是皇上问他们事情，他们曾经都答不上来，哪像这个啬夫一样伶俐善对呢？况且秦国就曾经任用这种刀笔之吏，争相以挑剔细微、明察秋毫为高，结果呢，只有表面文章，没有实质。皇上听不到他的过失，日日衰败，以至于土崩瓦解。如今皇上因为这啬夫伶牙俐齿，而将他破格提拔，我担心天下人都随风效仿，争相口辩而无其实，下级受上级的影响，如影随形，比影子来得还快，就像回声，马上响应，所以人君提拔或贬抑人才，不能不谨慎啊!”

皇上说：“善!”于是不提拔啬夫了。皇上回宫，召释之上车参乘，徐徐而行，一路问他秦朝的政治得失，释之都回答得真诚实在。回到宫中，皇上拜释之为负责宫门的公车令。

过了不久，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同车入朝，经过皇宫大门司马门，不肯下车，直闯而入。张释之追上去，拦住太子和梁王，不许他们进殿门，并上奏弹劾他们：“不下公门，不敬。”薄太后也听说了，太子和梁王被拦着不让进殿，还要治不敬之罪。皇上脱下帽子，向太后谢罪，说自己没有教好儿子。薄太后派使者下诏赦免太子、梁王之罪，然后他俩才得以进殿。皇上因为这件事，对张释之非常欣赏，拜为掌谏议的中大夫，没过多久，又提升为负责禁卫统领的中郎将。

释之随从皇上到霸陵，皇上对群臣说：“如果以北山的石头为椁(古时棺木分两层，内层为棺，用木，外层为椁，用石)，再用麻絮拌油漆涂上缝隙，谁还能动它分毫呢？”群臣都称善。释之说：“如果墓里有财宝，就算坚固如南山，还是有隙可乘；如果里面没有财宝，就算没有石椁，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皇上称善。

这一年，释之担任掌刑狱的廷尉。皇上出行，经过中渭桥，有一个人从桥下走过，惊吓到了皇上乘舆的马儿，于是派骑兵抓捕，交给廷尉治罪。释之上奏说：“此人违反警跸令，应该罚款!”皇上怒道：“这人惊了我的马!好在我的马温和柔顺，如果是别的马，我能不受伤吗？廷尉只治他罚款!”释之说：“法律是天下之公器，法律就是这么定的，违反警跸令者，罚款。如果实际处罚比罚款更重，那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了。况且如果在当时，皇上自己把他诛杀，也就算了，那是皇上的权力。如今既然已经交给廷尉，廷尉掌天下之公平，只能依法办事。如果廷尉也可以自由裁量，那全天下执法者都可轻可重，人民就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请皇上明察!”皇上沉默良久，说：“嗯，廷尉是应该这样做。”

其后，有人因偷盗高庙门上的玉环而被抓获。皇上大怒，下令廷尉治罪。释之按法律条款“盗宗庙服饰器物”一条治罪，上奏，应该斩首弃市。皇上大怒说：“人之无道至此!竟敢偷盗先帝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是要治他灭族之罪，而廷尉所谓依法处置，不是我敬奉宗庙的本意!”释之脱下帽子，顿首谢罪说：“法律就是如此，罪行的等级，以轻重大小为依据。如今因为偷盗高祖庙门的玉环就将他灭族，那假如万一有一天，有一个愚民取了高祖长陵一抔土，这样的大逆之罪，又如何能治他更重的刑罚呢？”皇上于是向太后汇报，批准了释之的判决。

文帝前四年(乙丑，公元前176年)

1 冬，十二月，颍阴懿侯灌婴薨。

2 春，正月十四日，以御史大夫、阳武人张苍为丞相。张苍喜爱读书，博学多闻，尤其精通法律和历法。

3 皇上召见河东郡守季布，打算任命他为御史大夫。有人说他刚勇、酗酒，不宜做天子近臣。季布到了，在官邸待了一个月，才刚见面，却又叫他回去。季布说：“臣无功窃宠，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这一定是有人言过其实，说我有贤能吧。我来了，没有给我安排任何事，又叫我回去，那一定是有人诋毁我了。如今陛下因为一个人称誉我，就召我来；又因为另一个诋毁我，叫我回去。我担心天下有识之士听说这事，就可以看出陛下处事的深浅了。”皇上默然不语，面有惭愧之色，过了良久，说：“河东，是我最重要的郡，所以特意召你来见见面啊!”

4 皇上打算提升贾谊到公卿之位。大臣们都反对说：“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皇上对贾谊也疏远了，不采用他的意见，任命他为长沙王的太傅。

【华杉讲透】

贾谊是中国历史上五百年一世出的大才之一，就像诸葛亮自比为管仲、乐毅，唐代的陆贽和宋代的苏东坡，都以贾谊自比。当时的人，也以“当世贾谊”来称颂陆贽和苏轼。不过，王夫之评论说，辅少主，婴孤城，仗节守义，不丧其忠贞，陆贽不如贾谊；出入纷错之中，调御轻重之势，斟酌张弛以出险而经远，贾谊不如陆贽。至于苏轼，王夫之说他根本就不能和贾、陆二人相比。

贾谊年轻，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有经天纬地的远见卓识，而且才华横溢，文采飞扬。他的见识和气魄，不仅远远超过了朝臣，而且也超前于文帝，所以之前“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的建议，未能为文帝采纳。

文帝深爱其才。但是，文帝对他有多喜爱，大臣们对他就有多嫉妒，“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之论，正是他们对这个年轻人所谈论的超出他们想象的国本大事的嫉妒和不爽。

贾谊被排挤，抑郁而终，是国家的重大损失。而贾谊之死，年仅三十三岁，这也是他的性格弱点。他若能心胸开阔，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以待天时，三十岁以前的磨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领导者要从中学到的教训是，每个人都受他人影响，无一例外，身居高位的人，对此要尤其警醒。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注意不让自己受影响，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是要去选择自己接受什么人的影响。文帝对季布的一召一罢，是受人影响；对贾谊的疏远，也是受人影响；能接受张释之的执法公平，那是受张释之影响。所以史书上匡正君王，始终强调六个字：“亲贤臣，远小人。”不是自信一切按自己的判断，因为你判断不了所有事，而是要谨慎地选择我接受谁的意见。

人生进步两件事，读书和交友，选择读什么书和选择交谁为朋友。不能随便盲目读书，不能随便跟什么人消磨时间，因为选择书、友，就是选择接受谁的影响，这是每个人都要给予最高度重视的大事。

5 绛侯周勃回到他的封国，每次河东郡守、郡尉巡行抵达绛县，他都非常紧张，害怕是皇上派来诛杀他的，所以他总是身披盔甲，让家人拿着兵器护卫，才出来见面。其后有人上书告周勃谋反，皇上下诏让廷尉调查。廷尉逮捕周勃，审讯，周勃恐惧，不能作答。狱吏逐渐开始凌辱他，周勃给狱吏行贿千金，狱吏于是在木简背后写上：“请公主给你作证。”公主是文帝的女儿，嫁给周勃的儿子周胜之。薄太后也认为周勃不可能有谋反的事。文帝朝见太后的时候，太后愤怒，拿起头巾摔向文帝说：“绛侯当初诛灭诸吕，身怀皇帝印绶，掌握北军，那时候不谋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小的绛县，他倒是要造反吗？!”文帝已经看过周勃的口供，抱歉说：“官吏们已经调查清楚，正要释放。”于是派使臣持节去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和封邑。周勃出狱，感慨说：“我曾经率领百万大军，今天才知道一个狱吏有多么尊贵!”

6 兴建顾成庙(文帝的生祠)。

文帝前五年(丙寅，公元前175年)

1 春，二月，地震。

2 最初，秦朝用半两钱(重十二铢，二十四铢为一两)，高祖嫌太重，使用不便，就重新铸造荚钱(薄如榆荚，重一铢半，又称五分钱)。于是物价飞涨，米价高达一石一万钱。夏，四月，又重新铸造四铢钱，废除偷铸钱有罪的法令，让民间可以自己铸钱。

贾谊上书劝阻，说：“法令让天下人可以公开雇人用铜、锡铸钱，并且说，敢以铅、铁混杂取巧的，处以黥刑。但是铸钱这种事，如果不掺假，就不能赢利。有些事，是招祸的；有些法令，就是鼓励奸巧的。如今让老百姓有了铸钱的大权，各自隐蔽铸钱，又要禁绝他们被暴利引诱而偷奸耍滑，就算每天都有人被处以黥刑，也不能禁止。近日以来，一个县因此而获罪处刑的就一百多人，另外，被官吏怀疑审讯而受到鞭笞，或者逃走没抓到的，更是不计其数。政府制定法律来引诱人民犯罪，让他们掉入陷阱，没有比这铸钱法更严重的了!况且如今人民用钱，各个郡县都不一样，有的用轻钱，一百枚还不够，还要再加上若干；有的用重钱，因需要找回超过的数目，对方往往又不接受。法定的货币标准不能建立，如果官吏们着急，要统一标准，则大为烦苛，能力也不能胜任；如果放任不管呢，则市场上各种钱都有，钱币大乱。既然两者都行不通，怎么样才可以呢？如今放弃农耕而从事采铜的人太多了，都放下农具，而去操持烧炭熔铸，质量低劣的钱币每天都在增加，而五谷粮食却没有增加。本来善良的人被引诱去做坏事，本来谨慎的人陷入法网而遭受刑戮。刑戮是不祥之事，怎么可以这么轻忽呢!国家知道这个祸患，官吏们一定会说：‘那就禁止民间铸钱吧!’但是，如果禁止的方法不对，伤害会更大。禁止民间铸钱，那钱就贵了；钱贵了，私铸的利益就更大，铤而走险的人更是蜂拥而起，就是处以斩首弃市之罪，也不能禁止。作奸犯科的人太多，而严法禁止也没有用，问题的源头在哪儿呢？在于铜矿!铜遍布天下，祸害太大，不如把铜矿全部收归国有!”

贾山也上书进谏说：“钱币本来是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却可以换来富贵。而让谁富贵，本来是人主所操持的权柄，让老百姓可以自己致富，那等于是他与人主一起操持权柄了，这样是不可长久的。”

皇上不听。

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受皇上宠幸。皇上想要让他富有，就赐给他蜀郡严道的铜矿，让他铸钱。吴王刘濞有豫章铜矿，也招揽天下亡命之徒来铸钱，又在东海煮海水制盐，所以吴王不必征收赋税而国家富足。于是，邓钱、吴钱遍布天下。

3 当初，皇上把代分为两个封国，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刘参为太原王。这一年，将代王刘武改封为淮阳王。以太原王刘参为代王，把之前整个代国故地，都封给他。

文帝前六年(丁卯，公元前174年)

1 冬，十月，桃、李开花。

2 淮南厉王刘长，自己擅自立法在国内施行，驱逐汉政府给他派遣的官吏，要求自己任命丞相和二千石以上的官吏。文帝都顺从他的意思批准。淮南王又擅自杀害无罪的人，给人赐爵，最高封到关内侯，而关内侯是只有皇上能封的，诸侯王没有这个权力。好几次上书皇上，都言辞不逊。文帝难以亲自责备他，就让薄昭写信讽劝他，跟他讲周公诛管叔、蔡叔等历史教训，以及之前代王刘喜因边境军情逃回京师，被贬为侯爵，济北王刘兴居造反、兵败自杀的事，让他引以为戒。

刘长接到薄昭的信，非常不悦，命令大夫但、士伍开章等七十人和棘蒲侯柴武的嫡长子柴奇，计划用四十辆战车在谷口发动突袭反叛，又派人到匈奴、闽越联络。事情被发觉，有司治罪，派使者召淮南王刘长。刘长到了长安，丞相张苍、典客冯敬行御史大夫事，与宗正、廷尉一起上奏说：“刘长之罪，应当斩首弃市。”皇上说：“赦免刘长死罪，废除王位，流放到蜀郡严道邛邮。”将与淮南王同谋的人全部诛杀，用前后有帷盖的辎车载着刘长，令沿途各县，依次传送。

袁盎进谏说：“陛下历来骄纵淮南王，不给他设置太傅教导他，丞相辅佐他，以至于此。淮南王为人刚烈，如今遭到这样粗暴的待遇和挫折，我担心会遇到雾露而病死在路上，那陛下就会背上杀弟的恶名了，怎么办？”皇上说：“我就是让他吃点苦头而已，现在就放他回来。”

淮南王果然愤懑绝食而死。囚车传送到雍县，县令打开封条，才发现已经死亡。报告上来，皇上恸哭，非常悲痛，对袁盎说：“我没有听你的意见，以至于让淮南王死亡，如今奈何？”袁盎说：“只有斩了丞相、御史，向天下谢罪才行。”皇上下令，让丞相、御史逮捕审问一路上各县负责传送淮南王的人，没有打开囚车、供应饮食的官员，全部斩首弃市。以列侯之礼葬淮南王，置守冢人家三十户。

【王夫之曰】

袁盎请斩丞相、御史，什么居心？他是想以此向其他诸侯王显示自己对皇上的影响力，交上与诸侯王结交的投名状，以图非分之想吗？或者，他是嫉妒丞相和御史，要借机除掉他们，立威于朝廷吗？文帝虽然没有诛杀丞相、御史，但是也没有批评摒弃袁盎，还是继续信任他，于是袁盎肆无忌惮，之后他能够欺景帝而杀晁错，并且和吴、楚都有交易。从后面的事来看，他今天的言不由衷、别有用心，也十分明显了。袁盎是游侠出身，游侠之心不可测，一国之君而听任游侠，能不天下大乱的，那是很少了。

【华杉讲透】

袁盎对皇上很有影响力，因为他说的好多话都对皇上有益。不过，坏人做好事，只是在为他干坏事创造条件而已。

3 匈奴冒顿单于送书信来说：“以前，皇帝谈到和亲的事，信中所言和我们双方心意相符，共结欢亲。但是，汉朝边境官吏侵辱我们右贤王，右贤王没有向我请示，就听信后义卢侯难支等人的计谋，与汉朝官吏对抗，破坏了双方君主的盟约，离间了我们兄弟之情。所以我处罚右贤王，派他向西攻打月氏。蒙上天之福，我们兵强马壮，灭亡了月氏，他们的人，不是被斩杀，就是投降，完全平定。楼兰、乌孙、呼揭和周边二十六国，都已归顺匈奴，所有以弓箭为兵器的民族，已经并为一家，北部因而平定。我们希望停止战争，休养士卒马匹，过去的事让他过去，我们恢复友好和约，让边境人民得以安宁。皇上如果不想匈奴靠近边塞，也请下令您的人民远离。”

皇帝回信说：“单于想要不再提过去不愉快的事，恢复友好和约，朕十分嘉许!这正是古代圣王之志。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一直厚待单于。背弃盟约，离间兄弟之情者，常常是匈奴一方。不过，右贤王的事发生在我国大赦之前，所以也请单于不要再深究了。单于如果真心履行信上的承诺，请明告您的官吏，不要背叛盟约，守信用，按您信中的意思去做。”

后来过了不久，冒顿单于死，子稽粥继位，号曰老上单于。老上单于刚刚继位，皇帝再送宗室女翁主(皇帝的女儿为公主，亲王的女儿为翁主)嫁给老上单于为阏氏，派宦官燕国人中行说做翁主的师父。中行说不愿意去，上级强迫他去。中行说说：“一定要我去，我以后就是汉朝的祸患!”中行说一到匈奴，即刻投降单于。单于非常亲近信任他。

当初，匈奴喜好汉朝的丝绸、棉布和食品。中行说：“匈奴的人口还不到汉朝一个郡，然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衣食与汉朝不同，没有什么需要仰仗汉朝的。如今单于改变风俗，喜好汉物，那么汉朝不过花费他们物资的十分之二，匈奴就全部被汉朝控制了。”于是把汉朝的丝绸棉布，做了衣服，骑马驰骋在草原荆棘之中，衣服裤子都撕裂了，让百姓看到汉朝的丝绸棉布，不如匈奴的毡毯皮袍实用；得到汉朝的食物，则全部抛弃，以示不如匈奴的乳汁奶酪方便鲜美。中行说又教会单于左右，分别条目记事，统计人口、牲畜。匈奴送给汉朝的书信竹简和印信，都加长、加大，言辞倨傲，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

有汉朝来使，讥笑匈奴没有礼仪的，中行说就怼回去说：“匈奴对百姓的约束，简便易行。君臣之间关系简单，就能长久。一国的政治，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所以，匈奴就算有乱事，最终立为单于的，一定还是宗室之种。而中原汉人，虽然自称有礼仪，一旦血缘疏远，就互相杀夺，以至于另外一个姓氏来当皇帝。其他种种名不副实的事情多了!嗟!你们这些住在土坯房里的人，不要喋喋不休那么多废话!你们需要做的，就是把每年输送匈奴的丝绸、棉布、大米，还有酿酒的酒曲，保质保量地送来，保证其善美。送来的东西，数量足，质量好，咱们就相安无事；数量不足，质量不好，则等到秋熟之时，我们就派出铁骑，蹂躏你们的庄稼!”

4 梁国太傅贾谊上书说：“臣以为今日天下之大事，让人痛哭的有一件，让人流涕的有两件，让人长叹的有六件。其他悖理而伤道的，难以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已经安定大治了，我独自以为，还没有!说天下已安、天下已治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没有说出事实，也不懂得治乱之体。就像在柴堆下纵火，自己躺在柴堆上，火暂时还没有烧到他身上而已，他就说很安全!如今天下形势，和这有什么区别呢!陛下为什么不召见我，让我能当面向陛下一一详细列举，以陈治国安邦之策，以供陛下选择裁定呢？

“这些治国安邦之策，如果要让皇上焦虑其心志，劳苦其身体，减少了钟鼓之娱乐，那我也不建议皇上去做。如果该娱乐的还继续乐，而让诸侯的行为，符合中央的要求；兵革不动，而让匈奴宾服，百姓素朴。陛下生为明帝，死为明神，名誉之美传之后世，以至无穷，让今天陛下的生祠顾成庙，以后能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大汉国运同在。陛下立下的纲纪，能成为万世之法，就算后代子孙有愚笨、年幼、不成器的继位，也能蒙您奠定的纲纪而得以平安。以陛下的贤明通达，只需要用稍微知道一点治国大体的人辅佐，就可以做到。这对于陛下来说，真不是什么难事啊!

“树立诸侯国于险固之境，诸侯国强大，就必然与中央形成相互猜疑之势。上下猜疑，下面的就要遭殃，上面也要焦虑，这不是安心于上而保全于下之道。如今陛下的亲弟弟、淮南王刘长，他野心勃勃想要做东帝；陛下亲哥哥的儿子，济北王刘兴居，他居然发兵向西攻击。如今呢，又有人举报吴王!陛下正当盛年，没有什么不义之行，而有德泽于天下，还是会发生这样的事，况且有的诸侯大国，实力十倍于刘长、刘兴居呢!

“不过，天下如今还算安定，为什么呢？因为大国的诸侯王，年纪都还小，中央政府派给他们的太傅、丞相还掌握实权。数年之后，诸侯王大抵都成年了，血气方刚，中央派来的太傅、丞相，就会称病退休了。他就把丞、尉以上官员，全部安排自己人。如此，还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这时候还要想天下安定，那就是尧舜也做不到了。

“黄帝说：‘太阳到了中午就要晾晒衣服，手里拿着刀就要割肉。’因为这时候下手，正当其时，轻而易举，会非常顺利，也能保障和平，保全骨肉亲情。如果不肯早下手，错过了时机，到时候不得不摧毁骨肉亲情，让他们身首异处，这和秦朝末年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些异姓王自负强梁而造反的，汉朝侥幸将他们诛灭。但并没有改变让他们有条件造反的制度，而同姓王造反的苗头，又已经出现了，跟异姓王造反一模一样。灾祸之变，随时会发生，明君处世，也不能自安，后世又将如何!

“我研究之前的历史，结论是强者先反。陛下看咱们的封国，长沙国最小，只有两万五千户，他的功劳最小，封国却完整无缺传到现在。他的关系最疏远，却对中央最忠心。这不是长沙王一家人有什么特别，而是形势使然。如果给樊哙、郦商、周勃、灌婴数十座城池封王，他们今天也造反了，被诛灭了。如果韩信、彭越之流当初没有封王，而是只做列侯，今天他们的子孙可能都还安居侯爵之位。所以，安天下之大计就很清楚了，要想让诸侯王都忠心依附，就要让他们像长沙王那样，只有一个小小的地盘；要想让臣子们不要像彭越那样被剁成肉酱，就要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样，没有封国。要想让天下安定，就要大量增加封国，而削减他们的权力。他的权力小，就容易让他遵守礼仪；他的地盘小，就不会生出造反的邪心。让海内的形势，就像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一样，没有不听从的。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像车轮的横木归聚到车毂上一样，听命于天子。

“因此，我建议：分割大的封国，把齐、赵、楚各自分割为若干小国，让齐悼惠王、赵幽王、楚元王的子孙们，依次继承祖宗的土地，一直到分无可分为止。那些分割土地很多而子孙较少的，先建国，君位空置，等他再有子孙出生，再封给他。

“天子并不贪图他们的一寸土地、一个人民，一切还都是他们家族的。天子要的，只是政治安定。如此，就是一个婴儿坐在天子之位，也安然无事。就算是一个遗腹子，把先帝的衣冠挂在朝堂，天下也不会作乱。当时就能大治，后世称颂您的圣明。陛下是害怕什么，不肯这样做呢？

“如今天下之势，就像患了肿胀之症，腿肿得比腰粗，手指肿得像大腿，平常日子，已经不能正常屈伸，要是有一两个指头突然抽筋，全身都感到痛苦。如果今天还不下手医治，一定会成为顽疾，那时候就算是扁鹊再世，也无能为力了。况且，这脚上的病，不仅是肿胀，还有脚掌外翻之症。楚元王之子刘郢客，是陛下的堂弟。现任楚王刘戊，是刘郢客的儿子。齐惠王刘肥之子刘襄，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现任齐王刘则，是刘襄的儿子。陛下子孙可能没有想到分割土地以安天下，诸侯王却可能掌握大权而胁迫天子。所以我说这不仅是肿胀，而且还脚掌外翻，可痛苦者，就是指这个天下之大病。”

【华杉讲透】

贾谊远见卓识。我们学习历史，首先不是要学习怎么解决问题，如何力挽狂澜，而是要在历史中学习那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如何避免那些问题发生。中医说：“上医治未病。”就是这个道理。《孙子兵法》说：“善战者，无智名，无勇功。”为什么呢？因为他都提前预备，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没有什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

但是，人性的弱点，就是在事情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都不懂得去有所作为，避免问题扩大。常常把那些力挽狂澜的人树为英雄，而那些提前避免问题发生的人，却没有奖赏激励。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人人都懂。但是，如果河堤溃坝了，跳下去堵缺口的人，一定是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是全国人民的英雄；反之，如果有一个护堤的人，是蚂蚁窝专家，他就能提前把蚂蚁窝都堵了，他负责的河段从来没有出过问题，那根本不会有人知道他。

我们到底更需要哪种人呢？

现在我们知道“海因里希安全法则”，是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Herbert William Heinrich)提出的300∶29∶1法则。这个法则意为：当一个企业有300起隐患或违章，非常可能要发生29起轻伤或故障，另外还有一起重伤、死亡事故。

在汉文帝的治下，违章天天都有，而且是他纵容的。轻伤、故障、重伤、死亡也都已经出现了，再发展下去，就是倾覆天下，这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还是没能接受贾谊的建议，终于在景帝的时候，酿成七王之乱。作乱的头儿，就是贾谊已经指出的吴王刘濞。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才终于全面采纳贾谊的建议，颁布了“推恩令”。

我们要从中学到的教训，一是要养成把问题当问题看的眼光，能看到问题。不要“出事儿了”才是问题，没出事儿就不是问题。等到出事儿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

第二，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不要光想着怎么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问题出现之前的流程制度进行复盘，如何改善，避免这问题再次出现。

第三，要激励那些避免问题出现的人，而不是只激励解决问题的人。如果你只是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在流程上避免问题，你不仅得不到奖励，而且不是合格的领导者。

刘邦是懂这个道理的。之前娄敬为什么封侯？因为刘邦派了十几拨人去探匈奴的虚实，回来的人都说匈奴很虚，可以打。只有娄敬说匈奴是装虚，不能打。刘邦没有听娄敬的，吃了亏回来之后，给娄敬封侯。娄敬并没有“功劳”啊，但刘邦却给了他封侯、赐姓刘这么大的奖赏。

从“推恩令”开始，中国逐渐不再实行长子继承制，而是所有儿子平分父亲传下的土地。1776年，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国富论》，他说中国的继承制度比欧洲好。因为欧洲的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了全部土地，他就没有尽地力的动力，大片土地用于游猎，养一大堆食客寄生虫，都不事生产，只是享乐。中国平分给儿子们呢，土地越分越小，每个人都要全力开垦耕种，所以中国富裕。

“如今啊，天下的事都搞颠倒了。天子，是天下之首，因为他居于上位；蛮夷，是天下之脚，因为他居于下位。但是，如今匈奴对汉朝侮慢侵掠，至为不敬，而汉朝呢，每年用金银财宝、布匹绸缎去供奉他。脚跑到头的上面去了，颠倒到如此地步，却没人能拿出办法来，这国家还有人才吗？这是我所说的让人流涕的事!

“如今不去攻击强敌，却去田猎野猪；不去搏杀敌寇，却去追逐野兔。醉心于细小的娱乐，却不为国家的大患早作准备；恩德可以施于远方，可是皇上的政令，几百里之外就不能执行。这是第二件流涕的事。

“如今，平民家里墙上能挂着皇帝的服饰，倡优下贱者能戴着皇后的首饰。皇上自己只穿着黑色的丝袍，而富人家里的墙壁都挂满锦绣。天子的皇后只不过在衣领上缝一条花边，而富人的小妾鞋上都绣着花，这就是我所说的荒谬。如果一百个人的纺织，都不够一个人穿衣，要想让天下人不受寒，怎么可能？如果只有一个人耕种，却有十个人要吃饭，要让天下人不挨饿，又怎么可能？人民饥寒交迫，要让他们不作奸犯科，又怎么可能？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事。

“商君放弃礼仪，抛弃仁德，只鼓励人们进取，推行了两年，秦国风俗开始败坏，所以秦国富家子弟，成年之后就分家出去，自立门户。贫穷人家呢，就卖身到富家为奴。把锄头、犁耙等农具借给自己父亲，还面有得色，自以为有恩于父亲；如果母亲没打招呼就拿了他家一个扫帚撮箕，马上就要站出来唠叨诘问。媳妇抱着孩子喂奶，竟然跟公公并排而坐；媳妇和姑姑相互不高兴，就反唇相讥。一般人不知孝义，只知道爱自己的儿女，贪利图财，和禽兽没什么两样。

“如今秦朝的遗风余俗，还有很多没有改正过来，不顾礼义廉耻之风，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可以说是每月每年都不同，每况愈下。人们只知道逐利，自己的行为是善是恶，根本就不考虑。如今更有甚者，就是要杀其父兄了。而大臣们只关注公文报告有没有交上来，开会有没有准时，以为那些是国家大事。对于风俗流失、世道败坏，则见怪不怪，全然不作任何考虑，连看都懒得看，听都懒得听，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

“要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转意，而向往道德，这不是一般俗吏能做的事。俗吏能做的，就是削削竹简，写写公文，整理整理装公文的筐子、箱子而已，而不知治国之大体。陛下自己也不以为忧，所以我私底下为陛下感到痛惜啊!为什么不现在就制定礼制，让君君、臣臣，上下有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这才是立国的经制。这个经制奠定了，世世代代都有遵守的标准，能够长治久安，如果经制不定，就像要渡河却没有船桨，走到中流，遇到风波，船就一定会倾覆。这是我所说的让人长叹的第二件事。”

【华杉讲透】

贾谊对秦国风俗的指责，不完全准确。商鞅对秦国移风易俗，是做了不少工作的，比如之前秦国人是全家睡在一条炕上，公公婆婆、儿子媳妇、孙子孙女，都并排睡，商鞅下令必须分开在不同的房间睡。如果像贾谊说的，商鞅治下，媳妇和公公并排坐的话，那也已经比之前并排睡进步很多了。

但是，商鞅将秦国人全部导向功利，是秦国成功的原因，也是其败亡的根本。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精神集团，用礼仪凝聚，并以这种理想、这种精神、这种礼仪，凝聚为一个文明。如果只有功利，则上下相争，同归于尽。

我们经营企业也是一样，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实用主义的。经营是一项感情的事业，有对社会的使命和大爱，才能凝聚一群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如果都是为利而来，就会走向像地下传销公司那样，你看那些内部培训会，不是讲礼仪，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通过“魔鬼训练”，不断地突破人的廉耻底线，让每个人都走向不要脸，不要命，消灭羞耻心，消灭罪恶感，消灭同情心，消灭恻隐之心，消灭是非之心，不管别人的死活，甚至也不在乎自己能活到哪天，只有一个目的：赚钱!赚钱!赚钱!这就和禽兽没区别了。

对照现在的企业，公司有理想主义的公司和实用主义的公司。理想主义的公司能基业长青，实用主义的公司会发展成为禽兽公司。就像秦国是“虎狼之国”，那就是一家禽兽公司。还有一种，声称融合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公司，其发展趋势必然会走向实用主义，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的、实用的。只有立志坚定，走向理想，才能不成为禽兽。如果声称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结合”了，那是已经没有理想了，理想只是遮羞布了。

“夏、商、周三朝，都传了好几十代，秦朝则二世而亡。人性都相差不远，为什么三代之君仁道长久，而秦国之君暴虐短促呢？这原因，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古代的王者，太子一生下来，就准备太牢为祭礼，有司斋戒冠冕，在南郊祭祀天地。嫡长子虽在襁褓之中，经过宫门，一定下车以示尊敬；经过太庙，一定快速通过以示敬畏；所以从婴儿时，就已经开始接受教育了。到了孩提时代，稍有知识，就派三公、三少(三公是太师、太傅、太保，地位介于皇帝和宰相之间，是国家最尊贵的元老。少师、少傅、少保，地位相当于宰相或比宰相略低一级)，向他讲明孝仁礼义之道。驱逐邪恶小人，不让他看见恶人恶行。于是选拔天下端正、孝悌、博闻、有道、有术之士，作为他的辅卫羽翼，让他们在太子宫中居住出入。所以太子一生下来，所见、所闻、所行，都是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君子。从小习染于正人，一起起居，长大就不能不正，这就像在齐国长大，就不得不说齐国话一样。从小习染于不正之人，一起起居，长大就必然不正，就像在楚国长大，就不能不说楚国话一样。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少年时代的成长，就是天性啊!习惯与智慧一起成长，常常为正人正事所切磋，就不会有可羞耻之事。教化与心智一起成熟，所以坦然中道，不偏不倚，中正就成了他的天性。所以三代的天下能够长久，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辅翼培养太子的制度。到了秦朝则不然，让赵高教导胡亥，教他狱政，教什么呢？教的都是斩首、割鼻子、夷灭三族之类。所以胡亥今天即位，明天他就要杀人。对他忠心进谏的，他说人家诽谤；为他深谋远虑的，他说人家妖言。在他的眼里，杀人就跟割草一样。难道胡亥天性是恶人吗？非也!是因为他们教导他的，就不合天理。谚语说：‘前车倾覆，后车警戒!’秦朝为什么那么快灭亡，它的覆辙还清晰可见。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躲避，那汉朝这辆后车，也要倾覆了。天下之命运，悬于太子；而太子之善，在于早教谕，选配左右良臣。在他的心还没有泛滥的时候，就先施以教谕，则教化易成。引导他上正道，让他能够通达道术，开启智慧，认识义理的旨趣，那都是靠教育的力量。那胡、粤两地的人，刚生下来时声音相同，嗜欲也一样，等到他们长大，各自成了不同的习俗，找几个人转译，也不能沟通；让他们去做对方做的事，他们就算是死也不愿意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教化习染不一样。所以我说，为太子选左右，早教育，是当今的第一急务。如果教育得法，左右得人，则太子得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尚书》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说，天子有善，得兆民赖以得利。这就是当下的时务啊!”

【华杉讲透】

建立万世基业，需要有两代创始人，一代是高祖，一代是太宗。高祖是以武功打天下，完成建国大业；太宗是以文治，建立礼制，平治天下。

刘邦庙号是高祖，文帝庙号为太宗，高，是功高；太，是创基立业。祖宗呢，胡三省注解说：“祖有功而宗有德，功莫盛于高帝刘邦，德莫盛于文帝刘恒。到了唐朝以后，皇帝的庙号全都是‘宗’，玄宗、肃宗等，原来那个标准的含义就没了。”事实上，唐代的唐高祖和唐太宗，才真正符合这个定庙号的标准。

建功立业是两件事，往往需要两代人。为什么呢？第一代是白手起家，他的关注点只在建功，在进取，不择手段地进取，慌不择路地进取，放手一搏地进取。第二代呢，他的功勋不可能超过老爸了，他的使命是守成，是传承，传承就要立业，这和建功是两件工作。

建功立业，一代人的时间往往不够，建造一个伟大的建筑，比如天鹅堡，比如巴塞罗那五指教堂，一代人都不能完成，更何况是建立一个国家呢？

秦始皇到处建他的功德碑，自以为功高盖世，他确实功高盖世，而且不是盖一世，确实是盖了万世，因为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从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到郡县体制，基本还是建立在秦制的基础上的。但是，秦始皇和李斯都不知道，建功立业，他们只完成了一半，只是建功，根本还没立业!所以秦朝之亡，不能简单地说亡于暴政，而是亡于没有立业，具体来讲，是贾谊说的亡于“子女教育”。假如二世是一位像汉文帝那样的仁厚慈爱之君，谁能说秦朝就不能像汉朝一样传四百年呢？

建功和立业是两件事，要时刻对照我们自己的工作，哪些是建功？哪些是立业？要建功，才能立业。但如果建功之后，还沉醉于建功，荒废了立业，就是不知取舍，舍本逐末，不能基业长青。

“凡人的智慧，能看见已经发生的已然，看不见将要发生的将然。礼，是防患于将然之前；法，是禁止于已然之后。所以，法的作用易见，而礼的价值难知。奖赏可以鼓励善行，刑罚可以惩治恶行，古代君王以此治理国家，坚如磐石。法令的执行，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确定，像天地一样公正无私，那有法治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老说‘礼云、礼云’呢？那是重视在恶念未萌时，在细微的事情上就教导他，让人民在不知不觉中，一天天走向善，远离恶。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要听讼断案，孔子的本事也不比别人强，但是，他志在兴教化而使天下和谐向善，没有恶行，没有纠纷，无须诉讼。作为天子，为天下考虑，要先定取舍，取舍定于内，则安危萌于外。秦王也想尊宗庙而安子孙，这个想法和商汤、武王是一样的。但是，商汤、武王广大其德行，天下传了六七百年。秦王治天下仅仅十几年，就遭致全败。不是别的原因，正是汤、武的取舍得当，而秦王取舍不当。天下，是超级大器，看人主把它安放在哪儿。如今人们安放一件器具，把它放在安全的地方，它就安全；放在危险的地方，它就要倾覆。天下大器，也和一般器物一样，在于天子把它安放在哪儿。汤、武将天下安放于仁、义、礼、乐，子孙传承数十代，这是全天下人都亲耳听闻的。秦王把天下放置于法令、刑罚，祸及己身，子孙诛绝，这是全天下人都亲眼所见的。这是非因果，不是都验证得太明显了吗？人们常说：‘听人进言，一定要用事实验证，这样言者才不敢妄言。’如今有人说礼仪不如法令，教化不如刑罚，人主为什么不引用商、周、秦三朝的事情来验证呢!人主的尊贵，就像殿堂，大臣们呢，就像上堂的台阶，百姓则是地面。如果台阶有九级，高堂远离地面，则尊贵。如果台阶根本没有层级，接近地面，那地位就卑下。高者难以攀越，而低者容易欺凌，这是理所当然，形势如此。所以古代圣王制定等级序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爵、伯爵、子爵、男爵，然后有官师、小吏、平民，等级分明，而天子高高在上，所以天子之尊贵，无人可及。

“乡里谚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很好的比喻。老鼠在陶瓷器皿边上，人们不敢动手，怕打坏了瓷器，更何况靠近人主的贵戚大臣呢？礼义廉耻，是用来治君子的，所以对大臣，可以赐他自杀，不可以加以诛戮或侮辱，所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等刑罚，都不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的地位，离主上不远。《礼记·曲礼》规定：不许人查看国君御马的牙齿，践踏御马饲料的，要处罚，这就是早早地、远远地就预防对君王的不敬。如今王、侯、三公之尊贵，就是天子见了他们，也改容致敬，他们就是古代君王所称呼的伯父、舅父啊，而一旦有罪，也跟平民一样被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割去鼻子的劓刑、剃光头发的髡刑、砍断脚的刖刑、鞭打或棍打的笞刑、当众辱骂的?刑、斩首示众的弃市之刑，那岂不是天子的殿堂没有了台阶吗？被侮辱的人不是离天子太近了吗？他们如此没有尊严廉耻，却让他们掌握重权，他们不也像低层差役一样没有羞耻之心吗？望夷宫事变，赵高派人杀死胡亥，就是因为二世对皇族和贵戚大臣，毫无投鼠忌器的意识，一向重刑杀戮，所以秦国人也没有敬畏贵族乃至君上的心理，阎乐就敢当面逼皇上自杀。我听说啊，鞋子虽新，也不把它放在枕头上；帽子虽破，也不用来垫鞋底。那社稷大臣，他曾经在尊贵恩宠的高位，天子见他也曾经改容而礼貌的，官吏人民曾经匍匐以敬畏他的，如今有过错，皇上罢黜他就可以了，把他免职就可以了，赐他自杀就可以了，罪大的，灭族也行。但是，如果将他捆绑起来，用绳子牵着，交给司法部门，罚做苦役，让司寇小吏去鞭笞辱骂他，着实是不应该让百姓看到的作为。如果卑贱者看惯了尊贵的大人一旦失势，我也可以这样鞭笞辱骂他，那就不是让尊者尊、贵者贵的教化了。古代的大臣，有因为贪腐而被废黜的，不说他贪污，而是说他‘簠簋不饰’，食器、祭器不整齐；对污秽**，男女无别的，不说他污秽，说‘帷薄不修’；懦弱无能，不能胜任，不说他懦弱无能，说‘下官不职’。所以尊贵的大臣有罪，不呼喝着指斥他，而是迁就着为他遮盖掩饰。所以当大臣有小罪，要被责问的，听说君王要责问，就自己穿上白冠牦缨的丧服，把剑放在盛水的盘子里，自己到请罪之室去请罪。皇上不会派人捆绑他牵引而去。其中有中罪被判流放的，听到判决，就自己毁了衣冠容貌威仪，前往放逐之所，也不用皇上用绳索套着他脖子牵着走。其中有大罪当死的，听到君命，就北面再拜，跪而自裁，皇上不会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按在地上斩首，只是告诉他：‘是你自己犯了罪，我对你仍然有礼节。’遇之有礼，则群臣自爱。培养人的廉耻之心，人们才会珍惜自己的节操。君上设廉耻、礼仪以对待他的大臣，而大臣不以节行报效其上的，那真不是人类了。所以教化成而风俗定，则为人臣者都只管行为的大是大非，而不管对自己有利无利。大臣们能守节伏义，就可以授给他权柄而不必加以控制，如果君王早逝，太子年幼，也可以托孤给他。这都是砥砺廉耻，施行礼义所致。陛下如果能这样做，又有什么损失呢？这样礼遇大臣的事不去做，而听任侮辱大臣的刑罚一直施行，这也是我所说的可以长叹息之事!”

贾谊说这件事，是因为绛侯周勃被逮捕下狱，之后又判无罪，所以借周勃之事，向皇上进谏。皇上深深地接纳他的意见，培养大臣的节操，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自杀，不再受刑。

【胡三省曰】

相传西汉大臣有罪，都不向司法部门申冤辩护，很多人都是受到指控就自杀。但是，到狱政部门受审受刑的也不少。史书说“都自杀”，也是大概而言吧。

【高忠宪公曰】

辱大臣，是辱国也。

【华杉讲透】

这就是“刑不上士大夫”的理念。刑不上士大夫，不是说你犯了罪也没事，而是说像你这样高地位的体面人，就不要去司法部门受辱了，应该自己了断!

文帝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 冬，十月，下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二千石以上官吏，不得擅自加以征召逮捕。

【胡三省曰】

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儿子继续为列侯的，称太夫人，如果儿子没有能继承侯爵之位，则不得称太夫人。

2 夏，四月，大赦天下。

3 六月二日，未央宫东阙的罘罳(门阙上用于瞭望的阁楼)发生火灾。

4 民间有歌谣怀念淮南王的，唱道：“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皇上听到后，非常不安。

文帝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 夏，封淮南厉王刘长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皇上接着就要给他们封王，上书进谏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他的罪呢？陛下已经赦免他的死刑，只是流放。他自己生病而死，天下谁会认为他死得冤枉呢？如今尊奉罪人之子，那反而是向天下显示淮南王无罪，是陛下害死他了。这些儿子，一旦长大，难道会忘记他们的父仇吗？当初白公胜为父报仇，他报仇的对象，是自己的祖父跟叔父。白公胜作乱，不是为了争夺王位，就是为了发泄胸中的怨恨，亲手报仇，同归于尽。淮南地方虽小，当初英布也曾以之为基地反叛过。汉朝能生存下来，不过是一种幸运。授予仇人之子足以危及国家的资源，这不是合适的决策。给他人民，让他积累财富，就算没有伍子胥、白公胜那样的反叛报仇，也可能有专诸、荆轲那样的刺客起于朝堂，这是借军队给盗贼，添翅膀给猛虎啊!希望陛下谨慎!”

皇上不听。

【胡三省曰】

白公胜，是楚平王之孙，太子建之子。太子建得罪于平王，出奔流亡，死在郑国。白公胜又流亡到吴国。后来，随伍子胥率吴军攻下楚都郢城，伍子胥将楚平王鞭尸，这是白公胜的祖父，又杀子西、子期，是他的叔父。

专诸，刺杀吴王僚。荆轲，行刺秦王。

2 有长星在东方天际出现。

【柏杨曰】

长星有一条尾巴，像彗星，但不是彗星。天上长星出现，预示将有战乱。

文帝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 春，大旱。

文帝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 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皇上不忍心诛杀他，就派公卿去陪他饮酒，希望他自己了断。薄昭不肯自杀。皇上便再派群臣穿着丧服去他家痛哭吊丧，于是薄昭自杀。

【司马光曰】

唐朝宰相李德裕认为：“汉文帝诛杀薄昭，案子是断得明的，但是在道义上说，并不妥当。当初秦康公送别晋文公，因为晋文公是他的舅舅，还有见舅如见母的亲近感。况且太后还活着，就薄昭这么一个弟弟，文帝的亲舅舅，如此断然处置，怎么能安慰母亲的心呢？”

不过，我认为法律是天下的公器，执法者应该亲疏如一，无所不行，才没有人敢依仗他的权势就犯法乱纪。薄昭虽然被称为长者，但文帝不早先给他安排贤德师父，又让他掌握兵权，以至于骄纵犯上，竟敢杀死皇上的使臣，他不就是有恃无恐吗？如果犯了这样的大罪，还赦免他，那跟汉成帝、汉哀帝的世道还有什么区别？魏文帝曹丕曾经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是把杀薄昭这件事除外，他说：“舅父是皇后的家族，应该养育以恩，而不应该授予他们权力，否则，等到他触犯了法律，又不得不处置他。”这句话，批评文帝不能防患于未然，算是说到了问题的核心。因此，要想宽慰太后的心，还是要一开始就谨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