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七年（1847），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员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三年（1843），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1846），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私行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各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

《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1860），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1861），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1880）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员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1877）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员；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1863）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仿英。旋定约五十五款第二、三、四款，规定彼此各得遣使，丹使有要务，准赴京会议，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第九款规定设领；第八款规定传教；第十款规定游历通商；第十一、十二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均可通市居住；第十五、十六款规定领事裁判员权；第二十三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内地税或过卡完纳，或在海关一次完纳，各听其便，如一次完纳，准照续定税则完百分之二十五；第五十四为最惠国条款；第五十一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夷云。

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时，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桂良坚拒之。同治三年（1864）西班牙使玛斯援丹麦、荷兰例，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命候补京堂薛焕会同崇厚办理，英新旧使威妥玛、卜鲁斯先后来津见崇厚，称奉本国之命，相助为理。总署亦接英、法、俄、美四使函称相同。玛斯遂托病，由驻京各使向总署代请入京立约，又欲援丹麦、葡萄牙之例。中国以两使仍赴天津填写定约日期，且其托英、法及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今在既奉谕旨之后，万难允准，驳之。玛斯乃允在津商议。其所开送条款，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使臣驻京，须载明长住或久住字样，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各使纷向总署，代为说项，威妥玛尤力。属照美约第六款订立，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方准一体照办。彼仍持久驻之议，又求订期限为三年，以便与布使同时进京，又再三辩论，乃肯删去云。西班牙约凡五十二款，又专条一款，其第二款云：“大日斯巴尼亚国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一员至中国京师，亦无不可。”而专条规定议约后本应进京居住，惟因为翻译官缺少，议定画押后三年，方派使来京，限内仍准每年一次抵京。前此苦禁外使，不许入京之举，几几不能维持矣。第四款定设领，有云：“所派之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不得派商人做领事官，一面又兼贸易。若系小口，贸易不多，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仍不得托商人代办。”此则咸丰八年（1858），桂良在沪，照会英、法、美使，即以是为言原照会云：“各国领事皆系商人，本是无权管束，且己亦走私作弊，岂惟不能服众，反使众商效尤。本大臣等商议，如各国欲设领事，必须特放一员，方准管事，不得以商人充领事，致有名无实。”。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第十款订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承工。第四十七款订明：“中国商船，不论多寡，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用昭平允。”亦为前此条约所无。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第五条规定通商，第六条规定传教，第二十一、二十四条规定纳税，第十二、十三、十四条规定领事裁判员权，第五十条为最惠条款。

比利时商船，初尝至粤，后久绝。道光季年，法人为请通商，未得许。同治二年（1863），其使包礼士至上海，薛焕奏言，德已不遵理谕，径赴天津，若再严拒，必至效尤，当令在沪核议，许之。焕与议定，而未互换。四年（1865），比使金贝至天津，谒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叙明，请再议。命侍郎董恂赴津，定约四十七款。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二款；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第三十款。余亦与他国略同第七款规定设领。第十、十一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第十五款规定传教。第十六、十九、二十款规定领事裁判员权。

意大利于同治五年（1866）遣使阿尔明雍来京，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议约，并经阿尔明雍照会三口大臣崇厚，由崇厚奏闻。派谭廷襄会同崇厚办理。定约五十五款。使臣或长行居住，或随时往来，订明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款。领事不得用商人，别以照会申明。第二十一款云：“将来中国遇有与别国用兵，除敌国布告堵口，不能前进外，中国不为禁阻意国贸易，及与用兵之国交易，凡意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如常贸易无异。”为他约所无。第五十四条为最惠国条款，有云：“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与意国民人无碍，意国亦出力行办，以昭睦谊。”亦略有相互之意云。余与他国略同第二款定遣使，第七款定设领，第八款定传教，第九款定内地游历通商，第十一款定通商口岸，第十五、十六、十七款定领事裁判员权，第二十四款定税则，照通商章程办理。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第二十六款，定条约未满期，列国议改税则，则意国亦更改云。

奥斯马加疑为奥地利——编者于同治八年（1869），遣使毕慈来京，由英使阿礼士代请，毕慈亦照会崇厚。派户部尚书董均会同崇厚办理，定约四十五款。此约所异者，无传教之条。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单照等件，照各国章程，由各关监督发给，其不携货物，专为游历者，执照由领事馆发给，地方官盖印第十一款。第四十三款为最惠国条款，有云：“中国商民如赴奥国贸易应与奥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实各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也第二款定遣使，或住京，或随时往来，各听其便。第六款定设领，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亦别以照会申明。第八款定通商口岸。第九款定税则，照所附章程办理，附章亦与各国同；又定未至修约年限，而税则有增减，各国一律通行，奥亦遵守。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款定领事裁判员权。

自咸丰戊午、庚申之后，各国来求通商，中国已不复能拒，其中略有顿挫者，惟秘鲁与葡萄牙。秘鲁以华工事，葡以澳门界务也。欧美之招华人出洋也，商舶皆在澳门，因就设招工公所。其初趋之者若鹜，后闻往者被虐，多死亡，乃稍稍瞻顾。外人则重其募，奸民因以为利，谋诱价买，无所不至，而所谓“贩猪仔”之事起焉。同治五年（1866），总署与英、法使议定招工出洋章程二十二条，订明澳门不得招工。八年（1869），申明前章，照会各使，英、法二使均复称，此项章程在彼未曾允认，然十一年（1872）英领事在粤设招工公所，粤省大吏执五年（1866）章程为难，彼乃闭歇，盖公理主权所在，终有所不能违也。华工出洋者，实以往秘鲁、古巴、旧金山三处为多。同治八年、十年（1869、1871），驻京美使两次代递秘鲁华工公禀，陈诉被虐情状。十二年（1873），秘使葛尔西耶来，请立约，未至，美公使先为代请。总署照会各使，言必秘鲁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并声明不准招工，方能商议立约。及葛尔西耶至津，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之交涉。葛尔西耶言实无虐待情事，并言华工在彼，亦有身家，断难送回。议不谐，遂停顿。十三年（1874）三月，葛尔西耶复来。派李鸿章为全权，谕令将虐待华工之事，先行辩论明晰，订立专条，再议通商条约。五月，先立专条，订明中国派员查察在秘华民情形，秘国以全力相助。华工合同已满，愿归国者，如合同订明雇主应资送回国，秘国当严催雇主照办，如未订明者，由秘国送回。合同年限未满而被虐者，由查办华员开单照会秘国，雇主不承，由地方官讯断，不服上告者，秘国应派大员复查。旋立条约十九款。初议约时，葛尔西耶拟送五十一款，李鸿章不受，别拟二十款。中一款云：“此次先行商订往来通商条款，俟中国委员查办事竣回国后，如照所议办理妥洽，始可会议永修和约，倘或未尽照办，并此次所订条款，亦作罢论。”葛坚持不可。又拟删利益均沾一款，葛亦未允行。此约删传教之条，遣使第二条、派领第四条、游历第五条、通商第八、九两条、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条、商船遭险救护第十一条均彼此并列，与他约之专指一面者不同设领一条，秘国申明不得用商人。虽领事裁判员之权，仍为彼所独有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条，而华民在秘呈控，得与秘国商民及待各国商民之例一律，亦径订立一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云：“今后中国如有恩施利益之处，举凡通商事务，别国一经获其美善，秘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中国官民在秘国亦应与秘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虽语意微有轻重，亦非他约专言一面者比矣。华工之事，第六款云：“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别有招致之法，均非所准。”“不得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华人，违者，其人各照本国例从严惩治。载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第七款云：“秘国各府，凡有华民居住，即在该衙门外，设一汉文翻译官。以便通晓华民语言，随时保护。”约既立，鸿章派容闳赴秘鲁，华工20余万，情状具如公禀所言。光绪元年（1875），秘使爱勒谟尔来津，由苏抚丁日昌在上海与之换约。日昌诘责爱勒谟尔，爱勒谟尔乃别具照会，申明钦差大臣前往商办，定必实力会商，以期尽除一切弊端云。

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中国曾派陈兰彬为委员，查访华人在外洋承工情形。拟分致各国使臣，请其公断。光绪元年（1875）十一月总署又奏派兰彬使美、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三国交涉，时秘国条约已由李鸿章议立，日斯巴尼亚国则由总署拟订保护华工条款，与各使会晤数次，各次亦拟具条款，参酌合一。适英翻译官马嘉理在云南被戕，英使威妥玛声明此案不结，与日斯巴尼亚商办各议论，概不相预。旋即出京，事遂中止。至光绪三年（1877）十月，乃由总署与日斯巴尼亚议定华工条款十六款，订明彼此往来，皆出自愿，不许在中国各口或他处，用勉强之法，施诡谲之计，诱华民前往，违者严办。中国人已在古巴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及嗣后前往者，均照最优待之国相待第三款。华民自愿前往者，先赴关道报名，请领执照，送日斯巴尼亚领事画押盖印。船到古巴后，送中华领事查验。通商各口载客出洋之船，由关道领事委员查察第五款。中国派领事驻扎古巴夏湾拿。此外日斯巴尼亚许各国驻领事处，中国亦均可派领第六款。在古巴之华工，如有读书做官者，及此项人之亲属，又年老体衰，孤寡妇女，均由日斯巴尼亚出资送回第十一款。雇工合同订明雇主资送回国者，督令照行，无此语而无力回国者，由地方官与中国领事设法送回第十二款。华民在岛准随便往来立业第七款。惟古巴地方官察某处聚人过多，恐滋事端，得一面禁止中国人前往，一面照会领事第十二款。古巴华工交涉，大略如此。

英、法、俄、美四国，同与咸丰戊午、庚申之役。事后交涉，当以美为最和平，以远隔重洋，利害关涉者希也。惟招用华工之事，亦颇滋纠纷耳。同治六年（1867），总署奏派章京记名海关道志刚、候选知府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以美人蒲安臣同领使事，英人柏卓安、法人德善充协理。是为中国遣使出洋之始。七年（1868）六月在美议定续约八条：（一）申明通商口岸及水路洋面贸易行走之处，并未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给予，美与他国失和，不得在此争战，夺货劫人。凡中国已经及续有指准美国或别国人居住贸易之地，除约文内指明归某国官管辖外，皆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二）嗣后与美另开贸易行船利益之路，皆由中国做主，自定章程惟不得与原约之议相背。（三）中国可在美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四）美人在中国不因异教稍有凌虐，中国人在美，亦不得因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两国人坟墓当一体保护。（五）两国人往来居住，须出自愿，不许别有招致之法，其勉强带往或运往别国者，照例治罪。（六）华民至美，美民至华，不论经历常住，均照最优之国相待。（七）华人入美，美人入华，大小官学者亦然。美在华，华在美，均许在住地设学。（八）襄理制造。美国愿指熟练工师前往，并劝别国一体相助，惟中国内治，美国并无干预催问之意，于何时照何法办理，总由中国自主酌度。约既定，又历英、法、普、俄、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九年（1870）正月，蒲安臣卒于俄都。志刚等又历比、意、日斯巴尼亚三国，于是年十月归国。在他国均未修约，惟与文牍讨论，大致谓彼此交涉，当以和平公正为主，不可挟兵恫吓，约外要求。此次遣使，颇有更新外交之意。或曰文祥实主持之，惜后来未能继此而行也。美约八款，宜垕《初使泰西记》，附有注释，盖出蒲安臣之意。注谓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款，均为华侨而发云时华人在美，词讼不许作证。又人头税各国皆免，华人独否，皆以不奉耶教也。时华人在旧金山者，已十数万矣。

旧金山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滨海之都会也。于咸丰季年，始属美，美人急图开拓，而欧洲及东方工人，苦其遥远，至者不多，资本家苦之。及得金矿，议筑铁路，尤苦乏工，乃在香港设招工公司。同治初年，华人至者，凡万余人，及三、四年（1864、1865）间，其数骤增。或谓洪杨亡，余党以海外为逋逃薮，故三合会盛于美云。光绪初年（1875），华人在美者，凡30余万。时加利福尼亚日益繁盛，美东部及欧洲工人争趋之。华人工勤佣薄，遂为所嫉。光绪三年（1877），加利福尼亚工商亏折，佣资骤贬，华人执业如故，疾忌益深。有埃里士者一作哥亚尼以投机丧其资，乃学演说，欲从事于政治，及是，集众在旧金山港沙地演说，痛诋华人，一部分人附之。政府捕之入狱，旋释之。埃里士名益高。光绪五年（1879），选举获胜，加利福尼亚政权，操于沙地党之手，遂议改本省宪法，立限制华人之例。华民所居唐人街，大遭暴民攻击，久之，美人以其横暴，亦厌焉。光绪六年（1880），沙地党选举失败，遂亡。然限制华人之说，自此遂不可戢。是年，美使安吉立至京，请续商条约，中国派宝鋆、李鸿藻为全权，美派帅菲德及笛锐克为全权。十月，立续约四款，许美限制华工人数、年数第一款；传教、学习、游历及其随带雇用之人，兼在美华工，仍听往来自便第二款。美所立章程，须知照中国，如有未洽，可由总署与美使，中国驻美公使与美外部商议。七年（1881），又立约四款，规定彼此均可观审，均不得贩运洋药不以利益均沾之条为解，第二款。彼此船税，皆照他国一律。八年（1882），美人始立新例，以禁华工：华工在美必有资产债务千元以上者，乃许报名居住；归国者由税关发给执照，许其复来，而禁新工之至。然华工回国者，执照多转售于人，于是苛例益新，往者皆拘诸港口之木屋，以待审问，其审问，既迟延有至二三十日者，又非由司法官而由关员，问时不许旁听，口供不许宣布，上控仍由关员以达工商部，限以三日，审问之外，且用巴连太器法人巴连太所创，欧美用以量囚徒者量其身，其苛酷，万国所未有也。华人在美，多业酒食肆、卷烟、织帚、缝衣，资本皆绝巨，美皆不认为商，认为商者，又只限一肆主，置约文随带雇用字样于不顾，而学生之兼作工者无论矣。总署不得已，乃有自禁之议。十四年（1888）二月，驻美公使张荫桓与美外部议限华工之约，稿成而未克订定。是年八月美国复立新例，华工一离美境，即不许再往，从前所给执照，亦均作废。中国驻美使臣与美外部辩驳，凡数十次，迄未转圜。十九年（1893），美人复命华人注册，以绝顶名、影射之途。华人延律师讼之，不胜。时杨儒驻美，总署就十四年（1888）约稿与美磋议，又命寓华美人亦注册以抵制之。卒于二十年（1894）二月，订约六款。华工除有父母、正妻、子女及财产账目在美者，均不许留，其许留者，如因事离美，由税务司发给执照，以一年为期。疾病或别有要事，得展限一年第一、第二款。来往他国，仍准假道，惟须遵守美政府随时所定章程第三款。华工仍须注册，而以美工在中国者亦注册，美国他项人民，包括教士在内，由美政府每年造册一次，报告中国政府第五款。为敷衍中国面子之计，亦可笑矣。此约以十年为期。光绪二十四年（1898），檀香山属美，二十八年（1902），菲律宾属美，咸推行禁例。二十九年（1903），又将先后各例，汇列增订颁行，是时美于留美华民，复有查册之举，以无册被逐者，岁以千计。三十年（1904）续订之期既届，留美华民10余万，上书中国政府，请以加关税为抵制。檀香山《新中国报》总撰述陈仪侃议由人民拒用美货，以为抵制。其后政府交涉，未能有效，抵制美货，自上海创始，曾一行之。是为中国抵制外货之始，久之乃罢。

巴西于同治季年，始至上海。光绪六年（1880），使谒北洋大臣李鸿章，求立约，即授李全权，定条约十七款。此约驻使第二款、设领第三款、游历第四款、兵船修理第七款、商船收口第八款，亦均两国并言。设领一条，除订明不得用商人，虽请别国领事代办亦然外，又加“如领事官办事不合，彼此均可按照公例，即将批准文凭追回”一语按此项办法，自此约为始。光绪二十五年（1899）韩、墨两约准之。二十九年（1903）中美商约第二款则云由外务部按照公例，认许该领事，并准其办事。两国人民准赴别国通商各处，往来贸易，见第五款。第四款中，则两国均无通商字样，巴人游历执照，由领事照会关道发给，亦与他约不同。第五款又云：“嗣后两国优待他国，如立有专条，互相酬报者，彼此须遵守专条，或互订之专章，方准同沾利益。”亦较前此互惠之约为明显。领判权仍为彼所独享第九至第十三款，惟皆订明专由被告所属官员审理，以免会审之烦。中国人在巴人公馆寓所、行栈、商船隐匿者，一面知照领事，一面即可派差协同设法拘拿，亦与各约待彼交出者有别。又有“将来中国与各国另行议立中西交涉公律，巴西亦应照办”一语。第十四条彼此禁运洋药，订明不得引利益均沾之例自解。当时华民在巴西者2000余人，恐其续行广招，成为秘鲁之续，故第一款订明彼此皆可前往侨居，又声明须由本人自愿也第十款原议人犯由中国径行拘捕，巴使喀拉多力争，乃改如今约。画押后，喀拉多言奉本国训令，请以商人充领事，游历执照，仍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鸿章拒之。

墨西哥于光绪十年（1884）来，请立约招工，久无成议。其南部地沃，急需招人垦辟。中国驻美公使郑藻如、杨儒，屡欲与之立约，亦未有成。二十五年（1899），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始与墨驻美公使卢美路及阿斯比罗斯，在华盛顿立约二十款。此约以同治十三年（1874）秘鲁约、光绪七年（1881）巴西约及墨与英、法、美所立条约，参酌而成。第三款，领事必奉列所驻之国认准文凭，方得视事，如办事不合，违背地方条例，彼此可将认准文凭收回。第八款，进出口货，各国一律，不得禁止限制，惟防疫、防荒、军务，不在此例。第十款，不得勒令华侨充兵，或出资捐免，以及军需名目，勒借强派惟按产抽捐，不在此例，供军用之物，亦不得征收此款系仿英、墨约。第十一款，不得于国内各口岸往来贸易，申明此为“本国子民独享之利”。如此国将此利施于别国，彼国自应一律均沾，惟须立互相酬报章程。第十五款，将来中国与各国议立中外交涉公律，以治侨居中国之外国人，墨国亦应照办。第十六款，船到口岸，船上诸色人等，如有上岸滋事者，在二十四点钟内，准由地方官惩办，惟只照该口常例罚锾或徒刑。皆能注意收回权利，与前此各约不同。又第五款订明不准引诱中国人出洋，则以墨亦须工垦拓，虑其为日、美、秘鲁之续也。又刚果自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使余式尔来求立约。总署言不必如欧美各国之繁冗，与订简明专款二条主持之议者亦李鸿章。（一）中国与各国约内所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待遇各国者，亦可施诸刚果。（二）中国人可随意迁往刚果，一切动静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等事，其待华民与最优国人相同。此亦条约中之别开生面者也。葡萄牙占据澳门，事已见前。康熙九年、十七年（1670、1678），乾隆十八年（1753），《东华录》载大西洋国入贡，皆即葡国也。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目哑吗嘞为澳民所杀，葡人借端占澳地，抗不交租，莲花茎以内，悉为所占。粤大吏置诸不问莲花茎，明万历中设关闸之处。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葡请立约，未许。同治元年（1862），葡使基玛良士赴京，时无约各国，必先至津谒三口通商大臣，不许径入京师。法使哥士耆为葡使代请，奕不可，乃由哥士耆代办，而葡使则作为法使宾客。我仍派侍郎恒祺至津，会同崇厚办理。哥士耆偕基玛良士至津，立约五十四款，而未互换此约今无可考。七年（1868）五月，总署复加删改，议以澳门仍归中国，而价其炮台道路之费百万两。使日斯巴尼亚人玛斯往议，仍未定。光绪十一年（1885），法越事起，葡人称无约国，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国虑其引法兵由澳门入，颇羁縻之。十二年（1886），与英人订立洋药税厘并征专条，派邵友濂、赫德往香港商办法。英人言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会办，而葡仍以无约为难，赫德乃拟草约四款，派税务司金登干在葡京画押，并允其遣使来华订约。草约第二款允葡永居管理澳门。第三款，非经中国允许，葡人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乃成割澳门以易其缉私之局矣。十三年（1887）五月，葡使罗沙抵京，命庆亲王奕劻、侍郎孙毓汶主其事。彼所开通商各款，与同治元年（1862）未换之约无甚悬殊，而粤督张之洞、抚吴大澂奏言，澳界太多，条约尚宜缓定，且言洋药来华，皆径到香港，分运各口，从无径运澳门之船，稽察关键，在港而不在澳。然中朝卒与葡立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款三条。申明草约第二、三款彼此均无异议。界址俟将来派员会订，未订以前，一切照现在情形，不得增减改变第二、第三款。葡人协助中国，收由澳门出口运往中国各口岸洋药税厘，另定专约第四款。派使或常住或往来，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五、第六款。设领不得用商人第九款。其余通商第十一款、税则第十二款、游历第十七款、领事裁判员权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款、传教第五十二款等款，与他国条约无甚出入。最惠国条款，申明如与他国立有专章者，葡国欲同沾利益，专章亦允一体遵守第十款。又第十四条，许其任便雇用华人，而订明不得违例雇觅，前往外洋，以澳门本为欧美人招募华工之地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葡使白朗谷请画界，求割澳门西之对面山岛名及西南之大小横琴二岛。外务部拒之。葡以上年切实值百抽五之议，葡人未与相要挟，乃停勘界议，而立增改条款九款。各国公约增税，葡允遵照第二款。于澳门设分关，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饷第三至第六款。别用照会，许葡筑造澳门至广州铁路。迨三十年（1904）议商约，乃将此条款声明作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