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道光以前烟禁

鸦片输入由来已久，惟以为烟而吸之，则始于明清之间。鸦片本作药用，其后与烟同吸，久乃去烟而独吸鸦片。说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朱批论旨，七年（1729）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始定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道光以前历年输入之数详见萧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国者曰公班，亦称大土，出孟买者曰白皮，亦称小土，总名波毕。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庆初，又奉诏申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遂成私运。二十年（1815），粤督蒋攸铦奏定查禁章程，奉谕自后西洋人至澳门，均须按船查验。道光元年（1821）因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销数之畅如故也。二年（1822），复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艇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六年（1826），总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而巡船受私规银日且逾万，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趸船25只，烟土2万箱。十二年（1832），卢坤督粤裁之。十七年（1837），总督邓廷桢复设，而巡船仍沿旧规，且与之约，每万箱别馈数百箱。甚至代运进口。副将韩肇庆顾以此擢总兵，赏孔雀翎，而鸦片且岁至五六万箱矣。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罢名”云云。

乃济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咸谓其有伤政体。上以言者不一，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令邓廷桢议奏。是时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又奏请严禁。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抚会议，并饬部臣复定新例，开设窑口烟馆、栽种兴贩及员弁兵丁受贿故纵者，均处斩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竣拟绞监候，时十九年（1839）五月间也。而烧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广东矣。鸦片输入，当时朝野上下所最虑者为漏银，其实以货易烟，与以银易烟受损等耳。然当时以此为大忧，则亦币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如何能清。”盖币制不立，银钱比价一生变动，财政即受其影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