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的行刑场面，在多年之后依然是京师百姓的一项谈资。

不过这一件被京师百姓们津津乐道多年的“盛事”，崇祯皇帝本人却并没有再多去关注。

就在为范永斗等人量身定做地明确了汉奸罪的罪名与刑罚之后，当天下午的文华殿小朝会上，崇祯皇帝与内阁阁臣和吏部尚书商量着，将一段时间内需要作出的一系列人事任免问题，一起定了下来。

身为蒲州张氏，即张四维家族一员的绥德州知州张辇，当然不能继续留任了。

毕竟，蒲州张家如今的主事之人张毂不仅被锦衣卫砍了头，而且还剥了皮。

其他的家族成员无论男女老幼又都被一股脑儿地充军瀛洲镇守府，所有的家产也被抄没。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蒲州张家出身的张辇，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了。

虽然他在当初抵抗流贼，保卫绥德州城的时候，立下过功劳，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崇祯皇帝可不会为了这个原因就给自己的将来埋下什么后患。

于是，张辇被免官削籍，也就是剥夺进士出身以及朝廷的官身和功名，与其蒲州的族人一起被充军瀛洲，编管安置。

至于到了瀛洲之后能干什么，会不会被瀛洲镇守使起用，或者就此沉沦埋没，那就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至于绥德州的知州位置，崇祯皇帝提名了那个上书言事，指教皇帝遵守朝贡接见礼节的礼科给事中邱瑜。

对于这一点，内阁首辅李国镨只与内阁辅臣兼礼部尚书的徐光启相互对视了一眼，很快就表示了支持。

邱瑜的上书言事，是不是两位阁臣其中一个的授意，崇祯皇帝也不想去深究。

至于礼部尚书成基命则是无可无不可，知州这样的层次虽然是吏部的权限，但是皇帝提名任命，吏部却也没有反驳的余地。

更何况，这其中还包含着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博弈。

作为其中一方的内阁都点头了，他这个并无瓜葛的吏部尚书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

当然，这是一个误会。

如今这位崇祯皇帝还没有小肚鸡肠、睚眦必报到这么程度，让这个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外任绥德州的知州，至少从品级上来说不是贬官，而是升官。

虽然邱瑜因为一点小事，上书批评了皇帝，但崇祯皇帝看中的正是这个人的原则性。

这样的人放到陕北绥德那个没有文官乐意去的地方锻炼上几年，或许就是一个可用之材。

明朝时候的一些情况，与后世的时候也差不多。

绝大多数的官员都喜欢进京当京官，也就是到大明朝廷的各部院寺府监等皇帝直属的机构任职。

其次，就是江南，再其次是北直隶，再其次是中原，然后是湖广，最后是西南。

至于西北和山海关外，那都是当时明朝官员们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远离中枢就不说了，最紧要的是关外和西北这两处地方，一个与建虏接壤，一个与蒙古接壤，都是边患比较严重的地方。

特别是明朝万历以来，文武百官都将这两个地方视为危途，千方百计都要避免到这两个地方任职。

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许多大臣和官员，死在了西北和东北的边患问题之上。

正因为如此，陕北许多县城北流贼破城洗劫之后，县官被杀，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到现在为止，一些朝廷新任命的知县和县府佐贰官，也仍然没有全部到任。

路途遥远、地方不靖，当然是一个理由。

然而不愿意去，则是一个人人都知道但却不能说出口的根本原因。

同样也是为这个人人都知道的原因，当崇祯皇帝将这位前不久刚刚上书批评过自己的礼科给事中，给安排到了绥德州知州的任上之后，虽然他根本不是报复，但却被许多官员认为是一种报复措施。

至于各科给事中和督察院御史的缺员问题，吏部上报了一些补充的人选，但崇祯皇帝都压着没有任命。

如今这个时候，可不是壮大督察院和六科廊的时候。

这些明代的纪检监察机构，往往都是清流文官的大本营。

这些人高居庙堂之上，不通实际政务却喜欢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什么都要插上一嘴。

按照明初的制度设计，这些官小权大的职位，都应该是皇帝用来制约朝中大臣的重要手段，但是在明朝后期之后，却逐渐沦为了各方党争的工具。

这些人的存在，就渐渐变成了专门找茬挑刺的。

和平盛世的时代，这些人的存在是必须的。

但是到了如今这个明末乱世的时候，让督察院和六科廊齐编满员一群人整天没事干专门找茬挑刺，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呢么！

而崇祯皇帝压下了吏部关于增补督察院和六科廊的奏章之后，不管是内阁还是六部的其他尚书们，也都冷眼旁观。

对他们来说，六科的存在就是专门针对他们而设计的，缺员不增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随着如今这位崇祯皇帝的继位，六科廊的权力不仅被一再剥夺和限制，而且缺编缺员的情况也得不到有效的补充，曾经一度可以左右朝局的言官们，地位也是每况愈下。

除了张辇的免官削籍，邱瑜的顶缺外任，以及皇帝再次推迟督察院和六科御史言官的增补，连着几天来，崇祯皇帝与内阁和吏部官员们，相继定下了一系列官员增补任免的事宜。

宣府、大同所属的府、州、县许多都被建虏攻克，大量官员被杀，到了这个时候，自然需要重新任命一批。

吏部与新任的宣大总督杨鹤以及大同巡抚范复粹、宣府巡抚李养冲沟通之后，也向内阁和皇帝呈送了有关官员任免的奏报。

就在宣武门外菜市街上范永斗等人被凌迟处死的同一个时间，崇祯皇帝与一众大臣，在文华殿里定下了一部分急缺文官的任免。

比如，合并大同右卫与玉林卫为大同巡抚直隶的右玉州，任命吏科都给事中张慎言为新右玉直隶州的首任知州。

吏科都给事中虽然权力不小，但却只是七品，如今虽然是外任，但是一个直隶州的知州，品级却比七品高多了。

但是在场的诸位内阁和吏部重臣，都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明升暗降。

因为一个边地直隶州的知州，又怎么能比得上吏科的都给事中呢？

不过此事涉张慎言本人，而他又是吏科的都给事中，所以只能回避这个问题，没法参与讨论。

如此一来，吏部秉承皇帝的意图作出的调整安排，就没有了什么障碍。

同时，大同右卫麻家的世袭右卫指挥使职务，则改为文官同知，由右卫麻家幸存下来的麻昆担任右玉同知。

玉林卫的指挥使、指挥同知，则同时改任右玉州的同知和通判等职务。

此外，根据皇帝事前的指示，吏部上报的方案之中，也将大同左卫与原属山西行都司的云川卫，合并为左云直隶州。

其实，这也是后世山西右玉和左云的由来。

如今，不过是被崇祯皇帝提前了数十年罢了。

大同左卫和云川卫合并之后的安排，就更简单了，因为两卫此前都被莽古尔泰率领的正蓝旗攻克并屠城，世袭的卫所官员多数被杀，小部分逃散无踪，也给如今的朝廷省去了安置的麻烦。

对于这个新并的左云知州人选，崇祯皇帝一笔划掉了吏部的推荐，亲自朱笔写下了督察院河南道御史刘之凤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