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寺，全国最高法院。

由于皇帝格外重视此案，大理寺卿唐仪亲自审理，并宣布判决书：“……鉴于被告人不知阿芙蓉是毒药，本朝又无相关法令，因此免除相应处罚。判决商贾周郅、陈邦鼎、靳学孔、李光逊……无罪释放。判决诸被告人，立即上交全部阿芙蓉，由大理寺集中销毁。《禁种禁售禁食阿芙蓉令》颁布之后，若被告人还有再犯，今次罪行将一并计入！”

李光逊浑身一软，当场瘫坐，他以为自己会死。

几个商贾结伴离开大理寺，周郅说道：“这南方可不敢留了，我要申请带着全家移民山东。”

“对对对，南方绝不可留。”李光逊后怕不已。

大理寺虽然将他们无罪释放，但吸食者被关进大牢之后，呈现出的可怕后遗症，早就已经传遍整个南京。

而那一千多吸食者，非富即贵。

甚至，还因戒毒死了七个，这笔账不敢找皇帝算，全得记在贩卖阿芙蓉的商贾头上。

一群商贾回到家中，命令家人准备搬迁，接着又跑去官府申请迁徙，移民费用全部愿意自己承担。

生怕走得慢了，每天都被官差刁难，甚至遭罗织罪名而死！

陈邦鼎和靳学孔却不甘心，两人聚在一起秘密商量。

“陈兄，”靳学孔说道，“你我都称不上富贵，也没甚别的门路做生意。便去了北方，能有什么营生可做？”

陈邦鼎也是这样想的，但又害怕被治罪：“可不去北方又能怎样？李侍郎之子，还有西铭先生本人，这次都因阿芙蓉吃尽苦头，留在南京很可能被报复啊！”

“去海外！”靳学孔说。

陈邦鼎问道：“靳兄在海外有门路？”

靳学孔说道：“这阿芙蓉虽然害人，但只要不害国人便可。咱们把阿芙蓉卖去日本、朝鲜、安南，先卖给当地富人，再卖给当地贵人。吸食的人越多，咱们就越能发财。陛下若不禁食阿芙蓉，抓那么多人去大牢戒毒，咱们都不知道这玩意儿如此让人难以摆脱。既然让人欲罢不能，那就是大大的生意，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陈邦鼎犹豫道：“可各地皆禁种罂粟，上哪儿弄那么多阿芙蓉卖出去？”

靳学孔笑道：“小弟还留了些罂粟种子，没有被官差抄走。咱们先去安南，寻一块地来种植。在安南生意红火之后，就雇佣海船去日本做生意！”

海船也有出租业务，因为海上运输很危险，一些船主干脆坐着收租金。

先交一笔押金，还得有抵押物，若是海难翻船，船主就不退还押金，再请官府判决赔偿抵押品。

陈邦鼎说道：“安南没去过啊。”

靳学孔说道：“我有同乡在安南经商，听他所言，安南阮主最南方的地盘，是最近几十年扩张占领的。那里的土著占人，被安南驱赶杀戮，人口还没恢复过来，山岭间还有许多无主之地。安南官府，也鼓励汉人去开垦，只要老实缴纳赋税即可。咱们找安南官府弄几块地，把罂粟当药材种植。”

陈邦鼎犹豫不决。

靳学孔催促道：“愿不愿意，赶紧给句话。咱一起去，互相之间也有个照应。你若不去，那我自己去便是。”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干了！”陈邦鼎咬牙豁出去。

这两个缺德带冒烟的家伙，现在是明知阿芙蓉有毒，为了钱财还要去害人。

虽然害的不是中国人，但被赵瀚知道了，同样会严惩不饶。因为毒品一旦在周边国家泛滥，迟早会重新传回来，看看后世的美国就知道。

两人先是举家迁徙到琼州，把家人安定好之后，便结伴前往越南的最南部。

他们选的那破地方，位于安南、占城、南蟠三国交界处，大概可以理解为三不管地带，同时又被越南阮主政权实际控制。

一切搞定，靳学孔留在当地疏通关系，陈邦鼎前往云南购买阿芙蓉。

他们甚至都等不及自己种，买到现货之后，便把阿芙蓉献给地方官，口口声声说是解乏治病的药物。等对方上瘾之后，又说此乃中国雅物，文人士子都喜欢吸服。

仅半年时间，就拓展两百多个新客户，全部都是越南的官员和士绅。

过程出乎意料的顺利，两人也不想着去日本了，就在越南专心发展业务，搞得阮主政权的官员一堆瘾君子——这里可是赵瀚欲取之地，今后肯定被到处通缉！

这些商贾，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卖出绞死自己的绳索。

不说两个贩卖毒品的家伙，只说浙江、苏州、广东、福建的正经海商。

由于开放的港口越来越多，甚至欧洲商船也允许靠岸，这些沿海商贾竟然卷起来。

江浙海商，载着从长江运来的货物，跑去广南（越南南部）低价销售抢生意。闽粤海商，同样载着货物，跑去东南亚低价销售占市场。

满清海禁那么厉害，他们走私都敢这样玩，遇到开海的赵瀚，他们又如何忍得了？

巴达维亚（雅加达）。

这里是华人与荷兰人的天下。

荷兰人主要做农场主、士兵、工匠和官员，华人主要做杂工、监工和小商贩。

华人与荷兰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区，跟马来土著严格区分。华人居住区实行自治管理，每个街区都有华人首领，这些首领被称为“甲必丹”。其中一到两名华人甲必丹，可以被选为市政议员（只有旁听和建议权）。

一支中国船队缓缓靠岸，大量华人码头苦力，在荷兰官员的带领下前去卸货。

巴达维亚就连苦力，也大部分是华人来做。马来土著很不能让人放心，因为经常偷懒且愚蠢，甚至会把货物掉进海水里。

就连这座城市的运河、城墙、房屋，都是华人建造的，由杨昆、潘明岩等华商承包施工。

筑城期间，华人必须每月缴纳1.5里尔（约一两银子）的人头税，否则就要义务帮忙修建城墙。华人为该城防御工事所缴纳的税款，是其他市民的五倍。建造市政厅时，华人缴纳的税款，是其他所有种族总和的三倍。

这些华人，大部分是万历、天启、崇祯年间来的，如今占到全城总人口的20%。

但是，他们大多已经结婚成家，娶的是马来土著女子。算上华人的妻儿，全体华人家庭，在巴达维亚占据的人口比例，估计已经超过40%！

纯种的欧洲人不到10%，欧亚混血同样不到10%。

中国船队卸货之后，海船开往船厂修补。船厂是东印度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和高级造船工匠，自然都是荷兰人。但是，船厂的中低层员工，全是来自中国沿海的华人。

林长福属于第一批华人劳工，万历四十八年移民。

当时也不叫移民，在广东过不下去，正好杨老爷招募劳工出海，林长福便拿了安家费跟去。

刚开始就是来筑城的，一分钱工资都赚不到，只是包吃包住而已。不参与修城墙也行，要么游回广东，要么每月交一两银子人头税。

林长福被骗得很惨，心里把杨老爷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个遍。

城墙修好，又要挖运河，挖了运河还要修房子。

荷兰人其实支付了工资，但都被中国承建商给私吞。修筑工作搞完，中国承建商也不放劳工回去，因为他们给劳工支付了安家费，还垫付了从广东到此的船票，中国劳工必须继续工作还钱。

为了维持自身统治，荷兰害怕华人劳工离开，于是专门抓捕马来女子，无偿分配给中国劳工做妻子。

华人劳工娶妻安家，便在此有了羁绊，大部分都选择留下来。

林长福的儿子已经十二岁了，跟着他一起在船厂上班，如今还只是个船工学徒。他们已经学会造大船，修船技术更是熟练，像林长福这种熟练工匠，每月的工资是6里尔（约4.3两白银）。

看似赚得挺多，但还有人头税，物价也挺贵的，每月存不了太多钱。

忙活了大半天，终于能稍微休息。

林长福将饭菜匀些给儿子，长身体的少年吃得多，船厂管的这顿饭哪够？

这儿子机灵，就是偏黑，马来女土著生的。

林长福决定再存些钱，就带着妻儿回老家，他已经二十多年没给祖宗上坟了。

“长福，”陈东山端着饭碗过来，神秘兮兮说，“你有没有听说，大明没了，老家换皇帝了！”

林长福笑道：“早听说了，新皇帝姓赵呢。”

陈东山又说：“我还听人说，这是个好皇帝。咱老家那片，农民都能分田，田里的粮食不够吃，还能随便出海打渔，新朝廷不禁渔船呢。”

“还分田？怎有那好事，你别听人瞎说。”林长福连连摇头。

陈东山说道：“便是不能分田，换个皇帝也好。我存了四十多两银子，回老家也能买几亩地，再把祖宗的坟也修一下。我想好了，过阵子就回去，说不定还能赶上过年。”

“老婆孩子呢？”林长福问。

陈东山说：“肯定要带回去，难不成留在这里？”

两个华人船工闲聊的时候，东印度公司东方事务评议会，正在进行着激烈讨论。

讨论两个话题：

第一，是否全面撤出南中国海，因为等着华商把货物运到巴达维亚，比荷兰自己去中国进货更有利可图。

第二，是否允许巴达维亚的华人兴建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