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5年——1449年 宣宗崩，英宗继位。幼主登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仁宣盛世延续。太皇太后崩，英宗亲政，宠信宦官王振，朝政始乱。

1435年，明宣宗得急病死了，享年37岁，在位10年。

明宣宗死时，他最大的儿子才9岁，叫朱祁镇。考虑到朱祁镇过于年幼，明宣宗死前交代“凡国家重务皆上白皇太后皇后然后施行”，实际上就是让太后垂帘听政。

老太后姓张，是明仁宗的元配、明宣宗的生母、朱祁镇的奶奶。

明宣宗死后，群臣请张太后垂帘听政。张太后不同意，认为不合祖制。本朝还没有垂帘听政的先例。她有心让明宣宗的弟弟接班。不过朱祁镇在明宣宗生前就已经被立为太子，废他另立不太合适，可能会引起政局动荡，张太后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允许朱祁镇接班。朱祁镇即位后史称明英宗。

张太后安排杨士奇、杨溥、杨荣等五位老臣辅政，自己从旁监督。国家大事都由五人小组讨论决定，决议上报皇帝签字盖章，然后作为皇帝的旨意下达执行。也就是说，张太后让五大臣代替自己垂帘听政。

但五大臣上任后发现宫中已经有人代替张太后垂帘听政。这个人就是明英宗的贴身太监王振。

王振作为明英宗的贴身太监，负责照顾明英宗的起居，和明英宗朝夕相处。王振把明英宗从小带大，深得明英宗的信任与尊重。明英宗称王振为“先生”而从不直呼其名。

明英宗即位后提拔王振“掌司礼监”。司礼监顾名思义是负责皇家礼仪的部门，但实际上负责的事务非常庞杂，不仅承担各种礼仪工作，还负责皇帝的后勤工作、秘书工作、东厂，有点像现在的中央办公厅。王振就相当于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宦官里面，王振的官最大，俗称大太监。

大太监在宫内权力最大，凡事都能说了算，但在朝里没有说话的权力。如果有说话的机会的话也是传达皇帝的旨意，只是皇帝的传话筒而已。

但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秘书能当半个家，宦官利用服侍皇帝左右的机会能够设法影响皇帝的决策。

朱元璋知道这个弊端，为了防止明朝出现汉朝那样的宦官乱政问题，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他甚至不允许宦官识字，只让他们负责宫内打扫等杂事。

但到了朱棣时期，宦官开始介入政事。宦官不但可以读书识字，还可以帮皇帝做一些文字工作。东厂特务帮朱棣监视宫外。太监监军帮朱棣监视军队。郑和代表明朝出使西洋，后来还进朝供职。

之后宦官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势力集团。

明英宗年幼，更给了宦官参与政事的机会。王振经常代表明英宗参加各种活动，有些事敢替明英宗当家。

有一次，五大臣还没决定这事该怎么办，王振就替他们做了决定。他把自己的意见告诉明英宗，以明英宗的名义交代五大臣遵照执行。

按规矩凡事由五大臣讨论决定，五大臣将决定“用小票墨书”，称“票拟”，通过宦官上呈明英宗。明英宗过目之后让秉书太监用红笔做出批示，称“批红”。五大臣没有票拟就得到明英宗的批红，自然明白是王振干的好事。五大臣一气之下罢工三天以示抗议。

这事惊动了张太后。张太后把明英宗、五大臣和王振叫来。她指着五大臣告诉明英宗：这才是你的辅政大臣。你做任何事都要跟他们商量，而不是跟王振商量。她责骂王振：你的工作是照顾皇帝的起居。你放着本职工作不好好干，去干涉朝政，这是你自己找死。她叫身后的宫女兼保镖杀了王振。宫女立马拔出刀子放在王振的脖子上准备放血。明英宗吓坏了，扑通跪倒磕头，求太后高抬贵手，放王振一条狗命。五大臣见皇帝跪下了，自己站着也不合适，陪皇帝跪倒求情。张太后也没真想杀了王振，只是给他一个教训而已，叫宫女放了王振。

从此王振再不敢干涉朝政，小心翼翼伺候明英宗的起居。

五大臣尽心辅佐明英宗，帮他打理朝政。

五大臣作为前朝的老臣基本延续了仁宣时期的仁厚政策。他继位伊始“放都坊司乐工（皇家乐团的工作人员）三千八百余人”，“罢山陵夫役（修皇帝陵墓的民工）万七千人”，“减光禄寺膳夫（皇家食堂的厨子）四千七百余人；减少皇家高档食品、用品的供应，或减一半，或减三分之二；要求皇家禁军也跟边防军一样进行屯田，自给自足，减轻地方负担。在减少宫廷支出的同时，明英宗减免百姓的赋税，减轻百姓负担，尤其对遭灾群众多加抚恤。

不过，五大臣在仁厚方面相比明宣宗还是差点。朝廷调发大批工匠官军修复紫禁城宫殿、各部衙门公署。期间，有很多工匠不堪劳苦逃回家去。官府捉回四千多人，让他们带着沉重的枷锁继续劳动，以此警告其他人。这事做得非常不得人心。

五大臣在外交方面以抚为主，尽量不动刀兵。但是对于外寇，只抚不剿只会纵容对方蹬鼻子上脸，有时候也不得不打。

1438年，鉴于鞑靼人屡次进犯甘州、凉州，明军大举北伐。明军东西夹击，长途奔袭两千里，连战连胜，几乎将鞑靼人全歼。西部边境自此平定。

1439年，傣族首领思任发在麓川（云南瑞丽江河谷一带）举兵叛乱。朝廷招抚不成，下令讨剿。但是讨伐麓川的战争进行得非常不顺利。麓川险远易守难攻。明军数次进剿，虽然胜多负少，歼敌甚众，但一直不能彻底平定叛乱，最终只能讲和退兵。

五大臣当政时期，明朝虽不敢说内无忧外无患，但大致延续了仁宣之治的稳定和发展。

随着明英宗一年年长大，五大臣一年年变老，陆续退休、故去。

1442年，张太后也死了。而这时明英宗也到了亲政的年纪，正式走上了前台。

明英宗亲政就等于王振亲政。明英宗对王振言听计从。明英宗让群臣尊称王振为“翁父”，俨然把王振当做太上皇。

其实王振在张太后生前就已经恢复参与政事。张太后当初警告过王振，给王振立下规矩不准参与政事。王振也果真老实了一阵。但后来太后自己破坏了规矩。

福建地方官惩戒下属把下属给打死了。五大臣讨论怎么处理这个地方官。杨士奇主张杀人偿命。杨溥认为打死活该。两人争执不下请皇帝裁决。明英宗哪知道怎么办啊，去请教太后。太后也难决断。身边也没可商量的人，她就叫人去把王振找来。王振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负责东厂，对朝臣官员的底细都门清。他对太后说，打人的那个是杨溥的乡亲，被打死那个是杨士奇的乡亲。明白这一层关系，两杨一个要求严惩，一个要求宽宥，就容易理解了。所以两杨的意见一个也不能听。杀人偿命处理太重。打死活该又处理太轻。我建议折中一下，将地方官降职处理比较妥当。太后于是采纳了王振的建议。

王振脑瓜聪明点子多。太后视王振为高参，规矩不规矩的自然也就不提了。王振于是又开始干涉起朝政来。五大臣知道王振在皇帝、太后面前说话的份量，自然也对他忌惮几分。王振向五大臣推荐个什么人，五大臣也不敢太驳了王振的面子。走王振门路的人开始多了起来。大臣官员见了王振都恭恭敬敬。

不过太后在时，王振还不敢太嚣张。王振有时擅作主张不交五大臣审议，太后知道后立刻把他叫去责骂。虽然太后不再叫人拿刀吓唬他，王振依然心存顾忌。有太后和五大臣在，王振不得不留心夹着尾巴。朝政也还不至于紊乱。

等太后死了，王振的尾巴立刻翘起来了。

依仗明英宗的宠信，王振成了朝廷不挂名的宰相。宫中、朝内、军中，什么事都是王振说了算。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门口立了一块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王振认为这是对太监的歧视。太监身残智不残，凭什么就不能参与政事？王大叔私自做主叫人把铁牌子扔了去。明英宗知道后竟然也没说什么，默认了。

明英宗把朝政都交给王振处理，甘愿做一个“橡皮图章”。王振替皇帝批红，想怎么批就怎么批。他想提拔谁，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跑王振门路的人踏破王振家的门槛。谁来也不会空着手。百金只是门槛钱。千金才会被王振留下吃顿饭。徇私必然枉法。朝政由此开始混乱。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王振在朝政安插亲信，打击异己。不肯跟王振同流合污的人受到排挤，甚至丢了性命。

宫里一座宫殿被雷劈了。大臣刘球认为这是老天爷警示皇上，上书进谏明英宗：您既然已经亲政了就应该亲自裁决政务，不要让权力下放。太祖、太宗在世时天天上朝理事，跟文武百官见面，讨论国事。您应该效仿他们。另外，他批评讨伐麓川是一个错误决定。“麓川连年用兵死者十七八”。为那么一个小破地消耗大量的军力、财力不值得。应该接受思任发的求和，把兵力调回来加强东西两个方向的防御。

王振看到刘球的奏章很不舒服，认为他是针对自己，批评自己专权无上、动兵残民。王振跟刘球在麓川之役上面始终意见不一，王振主张剿，刘球主张抚。王振对刘球公然反对自己非常恼火，认为刘球是异己必须清除。他让锦衣卫把刘球下狱，秘密处决。锦衣卫于是捏造罪名逮捕刘球，在狱中将刘球砍头碎尸，以突然病故上报朝廷。

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于谦希望回京任职，被人弹劾对朝廷不满。王振看到弹劾于谦的奏折就批复将于谦下狱论罪。三个月后，王振发现自己抓错了人。经常在朝廷出言顶撞他的是跟于谦名字相近的御史，不是这个巡抚于谦。他叫人放了于谦，但同时免去了于谦巡抚职务。这个于谦虽然没有顶撞过他，但也从来没有巴结过他，连一次登门拜访都没有，更别提给他意思意思。

两省百姓得知于谦被贬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说于谦深得百姓爱戴，希望朝廷留用于谦。王公大臣也替于谦说好话。王振不敢犯众怒，恢复了于谦的职务。

于谦素来清高，不肯攀附权贵，更耻于送礼行贿。他每次进京都不带任何礼物。有人劝他，你不带金银也行，带点土特产给上级意思意思。于谦哈哈一笑，说我只带清风两袖。后来两袖清风成了廉洁奉公的代名词。

王振专权乱政引起朝野共愤。有人公开揭露王振种种不法之事。不用王振开口，锦衣卫便将其拿下，以诽谤罪问斩。明英宗知道后认为砍头太便宜他了，敢诽谤他王叔，让他不得好死，亲自改为“磔刑”，也就是千刀万剐，并且交待不必复审，立即执行。

有皇帝撑腰，王振更加肆无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