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同盟会太天真。他们以为组织政党内阁，就能保证责任内阁制不受袁世凯干涉，这是不切实际的，唐绍仪内阁既有袁派，又有同盟会派，还有人民党和共和党的代表，根本就不是一个统一整体；第二，同盟会诸公，动辄训人，到处发表不合适的政见，使得他们在议会中也不占优势，反而惹人讨厌，凡是同盟会提出的议题，不仅袁世凯反对，共和党和我们通常也反对，他们的失败自然是情理之中了。”

“袁议长的意见我赞同，但现在同盟会一方面为唐绍仪抱不平，另一方面鼓吹政党内阁，你觉得这样有没有戏？”

“我觉得还是不行。首先，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相信它有力量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席位，组织一个完全的同盟会内阁，以推行它的各项政策，但实际上同盟会议员又没有占据议会多数，他们要组阁，必然要吸纳其它党派的议员，所谓清一色的同盟会内阁，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其次，同盟会主张政党内阁，是针对袁世凯坚持混合内阁而采取的对策，本身就意味着对袁世凯不信任，具有明显的排袁意义，企图通过政党内阁进一步加强对袁世凯的限制，袁本人不会看不懂。他好不容易才挤垮唐内阁，决计不会再弄出一个更难对付的政党内阁来，他已表示，在他任总统期间，决不容忍政党内阁的出现；最后，共和党方面对同盟会不满，联络了一大批无党派议员和同盟会当中的不坚定分子，希望能谋取最大利益，同盟会要组织单一的政党内阁，就必须过这一关，依我看，基本过不了。”

对这一分析，大家都持赞同态度，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还是四个字——“静观其变”。

“程德全已基本控制了江苏局势，整个南方局都对我们表示了感谢，通过此次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同盟会在江浙一带的势力，特别是驱逐了一向与我们为敌的陈其美，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秦时竹高兴地说，“江浙一带，是中国的经济中心，特别是上海，举足轻重。北方实业的货物买卖，很大部分都到了这两个地区，而北方实业的税收又是北疆各省的支柱财政来源，控制了这两个地方，就保证了北方实业的市场，也就直接保证了我们的财政。”

“还是咱们巡阅使大人有魄力，说老实话，我早就看陈其美不顺眼了，我们设在上海的人民银行分行，他老是来挑衅，不是要借钱就是要担保，正好除了这厮！”熊希龄提起陈其美也是火冒三丈。

大家笑成一团：“熊主任，没见过你这么生气的。”

“今天巡阅使召集开会，还有几件事情要向大家通报。”秘书长左雨农适时地将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话题，“内蒙古方面，贡王有‘走私军火、私豢武装、额外加租、偷逃税款、草菅人命、勾结外贼、阴谋叛乱……’等十条重罪，前日已由夏海强师长就地正法，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喀剌沁王和巴林王，也是差不多的罪名；按照原先的方案，他们的财产一律没收，分做四分，由政府、军队、本旗民众和各旗旗主各得一份，这个需要批准才能实施，若是各位同意，请举手。”

哗啦啦，与会者都把手举了起来，秦时竹很满意：“内蒙至今不稳，各王公无不蠢蠢欲动，不是勾结外蒙叛国集团，就是与日、俄两国眉来眼去，总之十分反对北疆政府；由于罪证确凿，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才当机立断做出决定。同时可以告诉大家，日、俄两国领事已向我提了好几次抗议，公然质问我为何如此处理，我只能以本国内政不容他国干涉惟有应付。”

“复生兄做得好，这两家凭什么来管我们的事情？”禹子谟一脸愤慨。

“话虽如此，但为了避免更多的外交麻烦，同时也为了安抚两国，需要我们做一些让步！关于俄国在洮昂线上的贷款权，日本在四郑线上的贷款权，本来在革命时期已经答应，一直拖延至今，现在拖不下去了，反正早晚要签字，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准备签字。”秦时竹的话说得很轻松，但心态绝不轻松。

会场气氛立马沉闷下去了，虽然早就允诺，但毕竟要损害一定的自身利益，大家谁都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两条路采用新洮路模式，与前段时间达成的修筑同蒲路、张绥路（向英国优先贷款）、新赤线（向法国贷款）、锦承路（向美国贷款）合同不同，日俄两国有权在和平时期运兵。

“复生兄，既然已经应承下来，现在答应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张榕宽慰秦时竹，“再说修这两条路也是造福于民的事情，虽然利权有些损失，但主权毕竟保住了。等我们以后富强了，就可以不用忍受这样的屈辱。”

“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笔帐早晚得算回来。”

“还有一件事情是需要大家讨论，那就是吏治问题。前清政治，**不堪，在座诸位有不少和我一样，都是从旧官场过来的，个中黑暗，必定耳熟能详，说句老实话，我们自己也干过不少类似勾当，比如打点上官，孝敬地方等，虽说迫不得已，但毕竟心中惭愧。革命后，特别是荫华主持政府机构改革后，裁汰了冗员，减少了弊政，刷新了吏治，整个官场大有起色，我觉得他做的很好。”秦时竹首先将张榕表扬一番，听得他怪不好意思的。

“但是，”秦时竹马上来了个转折，“虽然大有起色，但仍旧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换句话说，是这个制度不够理想，造成了官员容易腐化堕落，如果不根治这个毛病，我想，不用过多少年，又同样会**不堪的。”

“确有一些前清官吏，在革命时伪装老实，骗取信任，现在大局安定，整顿的风声也已过去了，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我有几个不成熟的意见，说出来请诸位斟酌；第一、设立公务员制度，凡在政府中任职的，一律称之为公务员，彼此只有级别、职务的不同，没有身份区别，无论科员也好，各省都督也好，都是公务员，是人民公仆，不是作威作福的老爷；第二、改革公务员晋升和制度，前清官制，吏与官泾渭分明，小吏永远是小吏，无论有多出色，都不能晋升为官，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今后我们选拔官员，要优先从办事员中选拔，要给予他们晋升的机会；第三、设立公务员招考制度，北疆建设，任重道远，能干事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懂新政，有知识的人就更少了，我提议向全国招揽人才，通过考试，择优录取为公务员，至于什么条件，大家可以协商，我觉得高小毕业是必要条件，年龄以十八以上三十以下为限。这些新录用的公务员，不能一上来就当官，要先试用一年，老老实实从基层干起，从最普通的办事员干起，如有出色表现，则根据相应条例进行晋升。当然，如果来的是留学生、学有专长者，可以特殊对待，做到人尽其才；第四、设立公务员退休制度，特别要学习西方发放退休金……”

秦时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这才是本次会议的重心所在。在他们看来，秦时竹的第一条只相当于称呼改变，是表面上的，顺应的是从**向共和的过渡。但第三条和第四条大家就有疑问了。

“公务员招考比较容易理解，中国自隋唐以来，就重视科举取士，公务员招考原理也是一样的，但几年前刚刚废除了科举，您这么再改回来是不是倒退呢？”

“对科举最大的非议是什么？”

“无非是八股迂腐不堪，束缚思想……”

“其实科举本来是件好事，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既公平又公正……”

“那为什么清廷还要废除科举呢？”

秦时竹笑了：“科举形式不错，错的是内容。儒学本来博大精深，也有众多有益成分，但偏偏来个八股，束缚思想，或词不达意或陈腔滥调，更要命的是，学生学习八股后，不关心社会、国家大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无经世之才，无干事之能力。虽偶尔有那么一两个干事良材，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但更多的还是庸才、蠢才、奴才！所以必须改变考试内容，要以新学、国家大事为主。”

“最好还要增加策论。”有人提议。

“对，就是要问如何治国、治民的策论。”秦时竹笑着说，“这样大家不会认为我旧瓶装新酒了吧？”

“那是当然，其实科举也有不少好处，可惜好经让人给念歪了。”中国惯有卖官鬻爵，但无论如何有钱，想买一个举人却是万万办不到的。

“以前任用官员还有一个弊端，就是一上来就授予官职，试想：一个读书人，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书，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多少实际，更谈不上治国本领，骤然取得高位，甚为不利。等今年招考公务员后，必定要先在下面锻炼一番，先从吏做起，积累经验，增长才干——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会做官的。”

在公务员招考上也达成了统一意见，大家把注意力转移到争议最大的第四点上来，听秦时竹详细解释：

“首先，要改变目前的薪水发放方式，要设立级别和职别的区分，每一个公务员，其个人薪水由级别薪水和职别薪水相加而组成。级别我初步拟定为16级，分别为科员三级，正副所长各一级，正副科长各一级，正副局长各一级，正副县长各一级，正副厅长各一级，民政长一级，各省都督一级，巡阅使一级；晋升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为资历，凡每满五年无工作差错，无不良记录，薪水可自动上浮一档，如果某人二十岁出任公务员，五十岁退休，中间没担任过任何官职，其退休时的级别应该是副科长级；其二为职别，比如科员提拔为科长后，其级别要相应上调，且不再因职别降低而降低，如果某人在级别上是副县长级，但后来因正常原因不再担任副县长，他的级别应该得到保留，没有贪污**、徇私舞弊、工作失职等应该追究责任的行为，级别一般不予降低。”

这比较好理解，级别就相当于清代的品秩，如正二品、从三品之类，职别就相当于官职，如提督、巡抚一类。

“其次，要设立合理的退休年龄，凡正科长及以下公务员，年满50岁退休，县、局一级，55岁退休，厅一级，60岁退休，各省民政长、都督65岁退休，巡阅使应该是由中央规定吧，我想我干到65岁也差不多了。”民国初年，人均寿命不高，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于这个退休年龄，大家也觉得可以接受。

“再次，要发放退休薪水。从古至今，官员退居乡间后，除朝廷恩典，其本人是没有俸禄来源的，这就造成了一个弊端。在位官员由于担心告老还乡以后的生活，会拼命想着捞钱，借口名正言顺，做起来冠冕堂皇。有些人很清高，不肯做此举动，但晚景凄凉，不足为例。我想，如果能在退休后仍然给他们发放部分薪水，维持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他们在位期间伸手贪污的**就要降低很多吧？”

“复生兄，我反对！”熊希龄第一个出来表示不同意见，“你的设想是好的，但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有了十万想百万，有了百万想千万，你看看奕劻，不可谓没钱吧？但照样还是来者不拒。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没什么必要，白白增加开支而已。”